长椅上的道长。（图/李靖越）
因果是佛教的说法，在拳脚功夫里，道教当属重要一脉。王重阳一指让欧阳锋20年不敢下白驼山，张三丰更是小说里“活着的传说”——白云观自然也有这样的传统。2024年，白云观推出八段锦课程，第一期有200个名额，1分钟，名额就全满了，白云观的工作人员只好在公众号下置顶评论，提醒市民每月一期，以后还有机会，届时还会开通太极拳课程，以便中国功夫在各大公园“开枝散叶”。
家住西城的叶喆打小就被父母带来白云观，理由只是离家近，“不像东城的人出了地铁口还要走出去6里地”。现在，他有了孩子，也带孩子去白云观摸石猴，虽然石猴从屁股到脸蛋都被摸得锃光瓦亮了。至于为什么总去，他回答：“也许我想培养杨过。”
遍布寺庙与道观的城市前史
对于一个在家附近的宗教场所，去或者不去都不需要理由。一个说法是，曾经的北京，无论你站在何处，方圆100米内总能发现一座或多座寺庙。据《北京晚报》的报道，就寺庙数量而言，北京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仅乾隆时期绘制的《京师全图》，就标出内城、外城寺庙1207处。1930年，北京市区、近郊登记造册的寺庙有1734处，而1936年还有1135处，到了1941年则仅存783处。
排队入场的信客。（图/李靖越）
老北京的寺庙中，有一些小庙是民间信仰、祭祀的地点，不佛不神也不道。当年阜成门外有一座小庙，人称“穷神庙”，庙高不过10尺（约3.3米），进深3尺（1米），小得可怜。庙里的神是“穷神”，即老北京专司红白事的杠夫所供奉的偶像。旧日的杠夫被雇出殡抬棺时，大多戴一顶清式的破毡帽，一身花衣裳。毡帽上有一乌翎，翎毛朝上，但与大清官员的“顶戴花翎”还不大一样。如果替人家办婚事，衣服则换成绿色的。
古都的老百姓并非都是香客信众，但他们在求神祈福之外，也将这些场所变换成一种生活的惯性。民俗学研究者们认为，北京的寺庙与道观承担着这座城市现实的功能，正是这些前史，让寺庙与道观流入生活时，永远不会显得突兀。
白云观内的老律堂。（图/视觉中国）
比如，明代皇宫里的太监在年纪大了之后，要解决养老问题，就要修庙；庙也可以作为古人的一种房产投资行为，置业买了宅子，空在那里还需要管理成本，那不如就暂时改作一个庙；清光绪年间刊刻成书的李虹若的《朝市丛载》，其卷二甚至记录了北京31座寺庙都有出租殿房作旅店的服务。
而到了现代，寺庙其实更像公园。法源寺的丁香、大觉寺的玉兰、红螺寺的银杏，不少寺庙都有标志性的植物，在观赏季节游人如织。白云观也有个小蓬莱的后院，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由三个庭园连接而成，三山环峙，古木参天，适合遛弯儿。
深秋季节，红螺寺里银杏开放。（图/视觉中国）
不过，真正让白云观融入北京市民生活的，大概率是它的庙会。白云观庙会是自清朝至1950年代，北京地区春节期间的著名庙会之一。
1987年起，西城区人民政府恢复举办白云观庙会，此后至2007年连续举办21届，每年春节放假期间举办。2007年之后，鉴于周边场地狭小等安全隐患，白云观庙会停办了几年。2024年的白云观庙会上，挂满了黄色的旗帜，其中一杆的旗面上写着“热爱北京”，象征道教的阴阳鱼就在它的上方。
在白云观里“热爱北京”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研究仪式、朝圣、寺庙以及老北京的历史。在《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她认为，北京的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真正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北京构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终有助于形成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共同认同的“北京市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