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信是无产阶级管理中国的手段，是防止反革命分子及地主、资产阶级流窜作案的必要手段。介绍信是跟苏联老大哥学来的，我们曾经使用了数十年。其实，这东西在中国也有点年头了，看过革命传统影视节目，对儿童团员在村头手持梭标，检查行人路条的情景应该不陌生。早期叫路条，以后才是介绍信。
四川就曾经发生过有人走亲戚串门，遇到红卫兵半路检查，因丢失介绍信撒腿就跑，被红卫兵持枪击毙的事情。
那些年，你到公社办事，得有村里的介绍信；你到县里办事，得有公社的介绍信；你到省里办事，得有县里的介绍信；你到北京办事，得有省里的介绍信。就连外出要饭，都要去生产队开介绍信。但绝大部分农民是拿不到要饭介绍信的。
1960年，我曾经看过一个乞丐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有本村王老汉到你处讨饭，多给*、少给稀的。此致革命的敬礼！” 网上说，当时兰考县农民一到讨饭季节，都要去生产队开出门要饭的介绍信。
1984年，我去舅舅家，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来呼市看望我母亲的介绍信。这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介绍信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出身、政治面貌、所属生产队、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那时的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
据史料记载：明末关中大旱、饥民外逃，先为流民、后为流寇，最终局面不可收拾。中国多少朝代毁于流民之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限制农民到处乱窜是治国的根本，介绍信是伟大领袖是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采取的英明措施。
那时，各城市每个居委会都有治保主任。他们充满“革命警惕性”、牢牢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紧盯每一个可疑分子。如果哪家哪户有亲戚来住，如果这家成分再不好些，街道戴着红袖章的治保主任会就立刻闻风而来，闯进门就要检查介绍信。最典型的是，知青回家也要有大队开具的探亲介绍信。出身不好的人，治保主任就会亲自上门查看，看你是不是逃回来的。
1976年冬，我调到包头电力修造厂工作，暂住在包头东河宾馆。一天妻子来探视我，她刚进屋坐下，宾馆服务员就擅自开门进来了。问我们什么关系，我说是两口子，她就要我们出示结婚证。我说，她只是来看看，不一定会住。那个服务员冷冷地说：没有结婚证，绝不容许同居！然后脸色难看地走了。那时，许多旅馆的客房门上都有小窗，服务员或公安人员随时可以窥视旅客，怕你在房里“搞事”。
1980年我到北京出差，在前门附近找了个普通酒店。登记时，递上介绍信，就听前台问道：是党员否？我一愣，以为听错了。再问，没错，我于是如实答，但非常惊愕。
我的同事老王有一次出差丢了介绍信，按说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每次开好介绍信，都用塑料纸包好，然后和钱一起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时不时用手摸一摸，看看还在不在。那次出差，他不知道怎么搞得，把介绍信弄丢了。结果，前去接洽的单位不接待，旅馆不让住，也没法买火车票回家。无奈之下，他只好给单位打长途电话，让单位再开一张介绍信寄来，他无处可去，当晚只好在地下通道里安身。
70年代，我的一个同事去沈阳出差，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天，从晚上6点警察开始检查介绍信，查到夜里12点已经查了10遍。后来同事干脆把门敞开，将介绍信盖在脸上。警察再次进来查介绍信时，见状自己也笑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有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介绍信才不在紧要了。
1980年，我的一位朋友在电建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那时他们登报招聘一名员工到他的办公室做事。约有五十多人前来应聘，但他只挑中了一个男孩。
我曾问他：“你为何选择那个男孩？他既没带一封介绍信，也没任何人推荐。”“你错了”他说：“他带了许多介绍信。当他走进办公室后，轻巧地把门关上，说明他做事小心仔细；看到那位残疾老人进来时，就立即起身让座，显示他有礼貌又懂得体贴他人。当我和他交谈时，我发现他衣着整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指甲修得干干净净。难道你不认为这些小节就是最好的介绍信吗？”
就像美国大诗人朗费罗说的：“我们以自己能做什么来衡量自己，而别人则以我们做了什么来评估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介绍信，说明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原来，细节折射出人的本质、言行堪称最好的介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