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主的问题。宰我说：“夏朝用松树，殷商用柏树，周时用栗树，是为了让国民惧怕敬畏。”孔子听说后说：“已经做成的事就不要再谈论了；那些*事已经结束了，就不要再规劝了；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追究它的错误了。”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孔子死后儒分八家，《韩非子·显学》里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论语》是曾参及其弟子整理的，他们属于“子思之儒“，所以他们提到曾参就说”曾子“，提到宰我这个前辈就没有加“子”这个尊称。其实我们从《论语》中对宰我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宰我才是那种”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人。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这里的解释来源于《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所宜之木。“所以《庄子·人间世》有”栎社树“，屈原的《楚辞·橘颂》有社树“桔树”，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种当地适合生长的树木，容易存活。但是朱熹后面所说的就有问题了，朱熹说“孔子以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这就是朱熹的臆测了，试想，如果宰我解释的不对，那孔子知道了肯定直接驳斥了，又怎么会说那样三个”和事佬“般的话呢？
宰我说夏朝的社树用的是松树，商朝的社树用的是柏树，周朝的社树用的是栗树。这三个回答并没有问题，让后代儒者有异议的是“使民战栗“。
什么是“战栗”呢？战，惧也。《书·仲虺之诰》“小大战战。”栗，同“慄”，【尔雅·释诂】惧也。【增韵】竦缩也。（就是说‘蜷缩不动’）【书·大禹谟】夔夔齐栗。《国策·楚策四》：“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这“使民战栗”就是让国民惧怕、敬畏。
松、柏是四季常青的的树，现在的解释都是战国以后的解释了，所以到底夏、商时代为什么选择这两种树为社树都是不容易探究的，但是结合宰我的解释，应该是“社树”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它们的含义都是“使民战栗”，让入内的人敬畏，为什么呢？这就要从”社“的含义与功能来说起。
“社”在先秦时代是祭祀“土神”的地方，【詩·小雅】“以社以方。”【疏】“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白虎通】“人非土不立，封土立社，示有土也。”
自夏朝以来，中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所以“天和地”就特别重要，那么祭祀“土神”的地方能不严肃么？而且周朝以前特别重鬼神，土神就是最高神之一，在这样的神面前，你能不惧怕？人无敬畏之心则轻慢，所以作为“社主”的“社树”格外重要，它们的存在就是土神的具象化实物代表，天子尚且需要敬畏，更何况无权进行祭祀的国民呢？
脱离原始社会以后的夏商周，虽然经过了不同的家族掌权者，但是其中的根本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所谓设神立教，天子要从鬼神那里借重权势威严，以此来保障自己的统治，这在夏商及西周的时候都是有当时的实际意义的，而且实行下来很有效果，但是自周厉王以来，国人在周王的变态压迫下，突破了对鬼神的无限敬畏，把自比“天之子”的周厉王都驱逐了，所以当年只有周天子和各诸侯可以祭祀的“社神”也变成了二十五家就能立社祭祀了，甚至后来发展成十几家就能私自立“社”了，类似后代的“淫祀”，鬼神的权威与呵护不再是天子的专属物了，国民也有权利了。
另外，在后来人看来，受人祭祀的神仙就应该是善良正义的，但是这并不一定是远古时候人们的感受，当时的人们生活在天降大雨与地生震动的自然环境中，以天地为首的鬼神首先应该是“力量的象征“，这种力量并不一定只会给人带来好处，还可能让人类进入灭顶之灾，所以商朝的那些墓地才会有很多殉葬坑，神话学者就猜测有可能是一种贿赂鬼神、以彼代己的手段，就是说用钱财、血肉讨好鬼神的同时，把别人推出来，让鬼神吃饱了，然后鬼神满足了就不会害别人了。
所以在汉以后的祭祀礼器上基本就是选择的那些能带来祥瑞的神兽，但是在先秦时代却会大量使用“饕餮“这样的残忍凶兽，先秦典籍上这样记载饕餮《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现代人可能会疑惑，觉得这是邪神，但是在商周时期，这些凶兽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恐吓鬼神的，而是借用凶兽的恶名影响来加持礼器实物和祭祀典礼，以期能震慑现实中的诸侯和国民，让他们因惧生敬，安稳听话。
就是因为宰我在鲁哀公面前说了真话，所以孔子才会在后面“补救”一二，如果这个时候还一味的强调国民对上官的敬畏，而不提上官对国民的义务，那就很容易造成权利意识已经萌芽的国民的反对和对抗。因为怕鲁哀公“教条主义”，不顾当代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让国民敬畏自己，然后造成不利的恶果，所以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成事不说”，已经做成的事就不要再谈论了。
“遂事不谏”，那些*事已经结束了，就不要再规劝了。
“既往不咎”，已经故去很久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追究它的错误了。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宰我的解释没有错，当年周朝建国之初立“栗树”为社树的时候确实是想让民恐惧畏惧的意图，这在后世的孔子来看当然是不光彩的了，因为孔子信奉的是周公的礼教，提倡的是仁道，当年武王的用意自然有他当时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后代就不值得提倡了，所以武王当年的事情既然已经干成了，那就不要再谈论了，因为他已经做完了所以劝谏也没什么作用了，而且过去太久了，就没有必要再抓住这点不光彩的东西来批判了。
这里的孔子特别现实，因为说白了，孔子坚持的周礼并不是原教旨主义的那些东西，而是经过他改良过的，所以虽然宰我说的这些事例是真实的，但是一来是非正义的，二来也是不适合鲁国的现实需要，故此孔子连说三个短句，其实都是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当时的作为是有问题的，不要去追究也不要去模仿。可惜被汉以后的儒门大佬给理解歪了，因为他们是曾子之后，子思儒门之后，囿于偏见，可不惜哉！
如果诸公喜欢并需要，那我以后有时间就继续写一些关于《论语》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