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性失去了同理心，看到同类的死亡也不会有所悲哀，甚至在他们的眼中，同类比其他的动物还要低贱。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这样，在她的心中，鸡、猪比人要重要很多，所以她有脾气打小团圆媳妇，也不会打那些动物。
在“小团圆媳妇之死”的后面，萧红特意地又将呼兰河人民的“看客心态”点了出来：
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
而在其中，萧红笔下的“我”也是一名看客。
尽管萧红笔下的“我”是个孩子，对于很多事情没有恶意，可是在这个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到没有经过教育的某种“动物性”。
在萧红的“笔下”，我的祖母病重熬药，“我”还是要吓唬她；祖母去世，“我”一点也不难过，反而一个人在玩，就连小团圆媳妇去世，“我”也没有一点难过。
其实，这些围观小团圆媳妇被折磨的人们，就像是马戏团里旁观伙伴被折磨的动物。
他们围观的那些折磨，不知道哪一天也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那些以有二伯为代表的“看客”可以说是一种愚昧与贫穷的后果，但是还有一类“看客”，他的冷漠是导致小团圆媳妇之死的另一大原因。
而这类看客的代表，就是“我”的祖父。
通读《呼兰河传》，很多人觉得“我”的祖父是萧红笔下的一个正面且温暖的人物，他在“我”的童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会诗书，对小孩子包容，是萧红最美好的回忆。
可是萧红却用她的笔触，无意间带出了以“祖父”为首的看客的冷漠。
这种冷漠，不是动物性的体现；而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会秉持为“智慧”的冷漠。
林语堂曾经在《吾国和吾民》一书中就指出过中国人的一大特性是“冷漠”（也有版本翻译为无可无不可），他说：
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这种“冷漠”，不再是愚昧的“冷漠”，而是一件事他们自知是错误的，但是抱着不管闲事的态度。
也就是说这种冷漠正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体现。
在《呼兰河传》中，“我”的祖父就是这种态度。
“我”的祖父并非不知道小团圆媳妇是被折腾的，他在书里也提过：
祖父说：“二月让他搬家。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又不要了。”
从祖父的话中完全可以看出来，祖父并非不知道小团圆媳妇是被捉弄的，只不过，祖父抱着“不管闲事”的心态，才眼睁睁让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一家将她折磨致死。
底层人民的冷漠来源于贫困，那么这种地主阶级的冷漠，更多地来源于封建制度下对下层人民的漠视，还有就是中国传统流传下来的“不管闲事”态度。
封建制度下，阶级让“生命平等”一词变成了荒谬言论，在地主阶级眼中的底层人民，生命是不值一提的，这是封建制度长久教育出来、深入到骨子里的东西。
哪怕是“我”慈爱的祖父，也没有办法改变。
其次就是因为从古到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让中国民众意识到“管闲事”似乎是和“惹祸上身”同一概念，林语堂也在《吾国和吾民》中举了例子：
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
当没有足够保障的时候，哪怕是接受了教育、物质富足的人，也会选择自保。这也被所有人称之为“智慧”的一种冷漠。
所以哪怕祖父知道小团圆媳妇是死因真相，他能做到的只是说一句“孩子让他们捉弄死了”，让他们搬家，却不能做到更多，更不能去制止悲剧的发生。
“看客”一词最早出现于鲁迅《呐喊》的自序中，指的是旁观者，而鲁迅笔下的“看客”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作为曾经被鲁迅指引过的学生，萧红在写作上深受鲁迅的影响，《呼兰河传》虽然以儿童的眼光展开，也描写了回忆中美好的事情，可是更可贵的是萧红从来不去避讳现实中惨淡的事实，也不会去美化任何一个人物，她只是如实地将人性与社会之“恶”完全地描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