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焦点创意
1962年年底,傅敏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工作,直至2006年以英语特级教师的身份从北京七中退休。
果真如父亲所言,他老老实实地当了一辈子教师。
傅敏刚毕业时,父母对他能否适应社会、踏实工作还心存疑虑。等傅敏正式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教英文后,因为学校宿舍条件不佳,傅雷又操心起他的起居饮食,在给傅聪的信里提到:“校舍是民房,屋少人多,三四个人住一间。青年人应当受锻炼,已尽量写信去给他打气。”这封“给他打气”的信,被傅敏保存下来,收录在《傅雷家书》中,是仅有的以傅敏为收件人的3封信之一。
在信里,为了宽慰傅敏,傅雷使出浑身解数,不仅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在洛阳住土房吹寒风的苦日子,还先批评自己“也是犯了大娇的毛病”,比不上钢琴家裘复生、表兄顾仑布等人能吃苦。摆事实讲道理,写完洋洋洒洒千余字,傅雷回到正题上,叮嘱傅敏:“新中国的青年决不会被物质的困难压倒,决不会因此而丧气。”
傅敏确实没有因为生活条件的困难而丧气,在起初的不适应后,他迅速调整状态,渐渐找到了教书的乐趣。
1963年暑假,傅敏回到上海家中,和父母同住了一个月。那时,傅雷对小儿子教书生涯的态度,已从担忧转变为赞赏。在傅敏开学返京后不久,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写道:“他教书颇有兴趣,也很热心负责,拼命在课外找补充材料。校长很重视他,学生也喜欢他,虽然辛苦些,只要能踏踏实实为人民做点工作,总是值得的。”
当了一段时间英文教师,傅敏开始对教育事业产生自己的判断,他告诉父亲:“如果只教书而不教人的话,书绝对教不好,而要教好人,把学生教育好,必须注意身教和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处处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那时,傅敏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已现端倪。
父亲对儿子的变化感到格外高兴,他把傅敏谈论教育的内容大段大段地摘抄进写给傅聪的信里,末了,颇为骄傲地说:“你看我多高兴……你做哥哥的知道弟弟有些成绩,一定也庆幸。”
傅雷在世时,担心傅敏因为“重是非”而在社会中吃苦,后来,傅敏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始终没有改变“重是非”的本性。他不在意教学以外的名利,也一直如此在教学一线坚持到退休;他经常给校长写信提意见,只在意是非曲直,不在意人情世故,而其中,大部分意见都不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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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焦点创意教育工作之余,傅敏最大的事业就是整理出版父兄的信件。他做的工作,绝大部分是还原,极少评点,情愿将自己沉到父兄的身影之下。
1981年,父母逝世15周年之际,傅敏编辑的《傅雷家书》面世。
首版编后记中,傅敏写道:“为了纪念一生刚直不阿的爸爸和一生善良贤淑的妈妈,编录了这本家书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1981年版的《傅雷家书》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只收录了127封书信。尽管甫一出版就广受好评,但傅敏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搜集资料,让《傅雷家书》更全面地展现父亲的观念和生活。
到201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书》收录的信件已达302封,数量是初版的两倍有余。
傅雷是著名翻译家,傅敏在青年时期也尝试过翻译工作。1962年,傅敏翻译了两篇短文,将译稿随信寄回家。傅雷白天有工作,晚上“加班加点”地帮儿子校阅,不仅纠正错误,还逐条加以说明。
几十年后,傅敏面对父亲英法文信件的翻译工作时,也展现出了不亚于父亲的细致。金圣华曾记录下翻译过程中的一桩小事——
当年与傅聪一起参加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的,有一位波兰籍选手Harasiewicz,金圣华不懂波兰语,打算按照此前的译法,将名字译作“哈拉激维兹”。全部译注工作完成后,她将译稿寄给傅敏。傅敏在修改意见中提出,根据傅聪本人的读法,应该译作“哈拉谢维兹”。金圣华感叹于傅敏的细心认真,“有乃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