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这也是时隔数千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还原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原因。不过，后一个朝代编撰前朝史书的重要前提，是前朝有文献记载传世。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就是根据明朝自己的《明实录》等资料增减而来的，如果脱离了这种实录性质的文献，史官们就算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准确记载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之事。
而纵观整个历史，素有“第一王朝”之称的夏朝，无疑是个奇怪的特例。
夏朝的文献在周代以来的史书中屡有提及，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仅《左传》就引用《夏书》内容多达15次。
而西汉时所写的《史记·夏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夏朝君主的世系，而且就连最遥远的大禹时期的历史，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吕氏春秋》曾提到，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孔子也曾说过“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这说明后世对于夏朝历史的记载，一方面来源于夏朝自身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源自夏朝的后裔—西周封国杞国的追忆。
但奇怪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夏朝有文献传世的说法。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遗存，截至目前已发掘了60余年，虽然大型宫殿、青铜礼器群以及手工作坊都已出土，但唯独没有发现文字。
据《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器物上共发现独立存在的单个“刻画符号”30多种，但“连字成组”的纪事文字却并未发现。
而文字和符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符号仅能表征个体器物，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古人的简笔画，而文字却能会意，也就是记载事件，并且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有共同的含义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