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国“刻画符号”由来已久，早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就有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以单个个体出现，用以表明载体用途或归属（族徽），可以视作文字诞生的前身，但却不能看做是文字。
二里头遗址已经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如果连文字都没有，那么又何谈夏朝有文献史书呢？
让我们倍感困惑是，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文化跨地域整合的特征，已分明表明此时的中原大地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的夏朝，如何传递政令、历法？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文字雏形初现，为何到了夏朝却突然销声匿迹？
事实上，先秦文献所引用的夏朝历史记载用词规范、语意凝练，绝非通俗的口传方式流传，必然有文字作为载体。
一方面是后世文献对夏朝历史的清晰梳理，另一方面却是夏遗存中没有发现文字的考古现实，那么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二里头没有发现夏文字，那么夏朝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要解开这个困惑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商朝。
众所周知，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也正因为甲骨文已经是一套象形、指事、会意的成熟文字系统，故而学者们才根据文字发展的规律判定，甲骨文肯定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还有早期文字存在，比如夏文字。
的确，《尚书》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字还保留着原始的图画形态，描绘的是“串系两条绳子，竖笔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竹简的形态相似，而和出土的龟甲不符。换言之，商朝的历史的确是靠另外一种载体传承给后世的。
至于甲骨文，只不过一种祭祀用的文体，占卜完成后即就地掩埋，并非用于流传后世。所以，诸如《尚书》《左传》《史记》等史书所记载的商人史事，都来自商朝本朝的简牍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