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对策
通货膨胀的对策，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很困难。既然流通货币量的超额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那么降低货币量增长率就是消除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问题不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这很明显，政府必须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而是如何让政府采取这些必要措施。通货膨胀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再采取这些措施就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而且代价惨痛，因为有明显的负面效应。
举两个医学病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患有闭塞性血栓性脉管炎的年轻人，这种疾病会使人体供血机能出现异常，从而导致皮肤与皮下肌肉及骨骼的坏死。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发生了病变。治疗方法很简单：戒烟。可是由于烟瘾太大，这位年轻人始终没有毅力戒烟。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他的病是可以治愈的，而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无法医治。
第二个例子更具针对性，是关于酗酒。酒鬼在开始喝酒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必然是畅快淋漓，至于宿醉后的不良反应要到第二天早晨才能体会得到，每当这时，酒鬼们的选择往往是“以毒攻毒”，用再次喝醉的方式来缓解醉酒的不适。
通货膨胀问题与这两个例子完全类似。当一个国家经历通货膨胀的时候，其最初的效果似乎是令人称赞的。货币量的增加使得任何可以支配这些钱的人——目前来说，主要是政府——都可以在不减少他人可支配收入的前提下，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同时，就业机会增多，经济繁荣，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但是，所有这些美事都只发生在通货膨胀的初期。随后，消费的增加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人们发现虽然他们的工资涨了，但是他们有能力买到的东西却少了；企业家们发现，由于成本的上升，销售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利润增加，除非他们能以更大的幅度和频率提高产品价格。这时，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发生。与那个酒鬼的选择类似，我们也选择“以毒攻毒”，加快货币量的增长速度，由此，我们就坐上了前文所说的过山车。在这两个情景中，都是通过加大用量——酒或货币——的方式，满足酒鬼或者社会经济的“嗜好”。
酗酒和通货膨胀的病理相似，治疗方案也相同。对于酗酒来说，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戒酒。而戒酒之所以难以做到是因为，这一过程需要先经过炼狱，才能进入天堂。戒酒的初期，戒酒者需要忍受种种不良生理反应，才能最终克服对酒的依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放慢货币量增长率，在一开始也会带来各种痛苦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率却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只要经过一两年的时间，人们就能看到治理的成效：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开始复苏，呈现出非通货膨胀性的快速增长的潜力。
对于酗酒或者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来说，之所以难于消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戒除嗜好的决心，至少在初期阶段，这一点要比第一个原因还显得重要。在酒鬼享受一瓶瓶烈酒的时候，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酗酒者，所以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戒酒。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更愿意相信通货膨胀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是由外部经济环境引起的正常现象，而且会自行消失——这个愿望从未实现过。
此外，其实很多人是很欢迎通货膨胀的。虽然人们都希望自己要买的消费品价格能够下降，或者至少不会上升，但是，人们更乐于看到自己要卖的东西在涨价——无论是生产的商品，还是可提供的劳务，抑或是自己拥有的住房等其他东西。农民在抱怨通货膨胀的同时，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至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也往往是以不同的方式做本质上相同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一部分人获得巨大利益的代价是另一部分人失去了相应的利益，从而出现了得利者和失利者的社会分级。得利者将他们获得的收益归功于其自身的远见、谋略和资本的初始积累，而将那些不好的现象，诸如物价上涨，归咎为他们无法掌控的外界力量。几乎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反对通货膨胀，而大家真正反对的，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现象。
举一个确切的例子，在过去的20年中，几乎每一个有房产的人都从通货膨胀中获得了好处，因为房产在急速增值。即便是贷款购房，利率水平也总是低于通货膨胀率水平。结果就是，在支付了所谓的“利息”或者“本金”之后，也就同时偿还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某年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7%。此时你借入一笔当年只偿还利息的，10000美元的贷款。那么一年后，这笔钱的购买能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9300美元，所以实际上你就少欠了700美元——正好等于支付的利息。换句话说，你没有为这笔10000美元的借款支付任何费用。（事实上，由于利息支出降低了你应交所得税的计税基础，所以本该为借钱而付出代价，但你却因此而获得了部分收益。）对于房产主来说，通货膨胀的这种效应更加明显，因为房产在迅速增值。而与此同时，小储户们则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将钱存入银行，为那些发放抵押贷款的储贷协会、互助储备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来源。而这些小储户们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政府以保护储户的名义，对银行的存储利率限定了很低的最高利率标准。
因为高额的政府支出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重要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放慢货币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这一点，人们的想法也常常是非理智的。只有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看到政府缩减开支。也只有为别人增加税赋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是件好事。
然而，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迟早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危害，造成各种不公平现象和社会问题。到那个时候，每个公民都会醒悟过来，希望能为消除通货膨胀而做些贡献。至于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公民意识才能觉醒，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在德国，因为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经历，所以通货膨胀不用太严重，人们就可以觉醒；在英国和日本，通货膨胀要严重一些才可以；而在美国，民众还不曾有过这种意识。
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在以往的报道中，我们总是能够读到这样的内容：高失业率和经济的低增长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途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之间进行抉择，政府也正在调节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以治理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放慢了，平均失业率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严重。我们既有高通货膨胀率，又有高的失业率。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经济的低增长速度和高失业率并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而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时才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不仅妨碍了经济的正常增长，而且增加了失业，甚至还加重了通货膨胀。比如，对物价和工资进行管制的政策，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政府支出和流通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疗和负面效应的区别。假如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但是开始卧床休息，认为这是轻松治疗阑尾炎的好方法。虽然这看起来很荒唐，但是人们在看待失业率究竟是一种治理途径还是治理产生的负面效应时，总是会犯一样的低级错误。
既然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是具有严重危害的，所以有必要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负面效应，以及怎样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它们的危害。我们早在第1章就阐述过产生这些负面效应的原因，即政府不断更改货币量的增长率，对价格系统的信息传递产生干扰，进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做出了错误的反应，而对这些错误的纠正需要花很长时间。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量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增加货币的印制量来解决高消费的问题，对于商品的出售者、劳动者或者其他需要付费的服务提供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例如，铅笔零售商发现，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销售量有所增长。所以起初他不会提高价格，而是会多从批发商那里购进铅笔，接着批发商又会向厂家多订货，然后厂家再向原材料供应商多订货，依次沿着供应链级级向上。假设铅笔需求量的增加是以其替代品需求量的减少为代价的，例如圆珠笔，而非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那么整条铅笔供应链的增值，必然伴随着整条圆珠笔供应链的贬值。最终，铅笔以及制作铅笔所用的原料会依次涨价，而圆珠笔以及制造圆珠笔所用的原料就会依次降价，但是平均物价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出售者、劳动者或者其他需要付费的服务提供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例如，铅笔零售商发现，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销售量有所增长。所以起初他不会提高价格，而是会多从批发商那里购进铅笔，接着批发商又会向厂家多订货，然后厂家再向原材料供应商多订货，依次沿着供应链级级向上。假设铅笔需求量的增加是以其替代品需求量的减少为代价的，例如圆珠笔，而非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那么整条铅笔供应链的增值，必然伴随着整条圆珠笔供应链的贬值。最终，铅笔以及制作铅笔所用的原料会依次涨价，而圆珠笔以及制造圆珠笔所用的原料就会依次降价，但是平均物价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然而，如果铅笔需求增加的原因是货币量的增长，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铅笔、圆珠笔以及绝大部分商品的需求量会同时增加，消费总额（按美元计算）会增长。但是铅笔零售商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重新订货之前，他还是会保持铅笔价格不变，希望以此增加销售量。然而此时，铅笔行业需求量的增长，是与圆珠笔行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需求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为生产出足够的商品来满足社会需求量的普遍增长，就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工人和原料供应商最初的反应与铅笔零售商相似——加班工作和生产更多的产品，然后，由于相信社会对他们提供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所以会提高价格。可是这一次不会发生抵消效应，不会有与某行业需求量增长基本匹配的另一行业需求量的下降，不会有与某种商品价格上涨相匹配的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下跌。当然，这一点在变化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需求总是在变化，一些物价在上涨，另一些在下跌。我们常常无法辨别到底是社会需求在普遍增加还是仅仅个别商品的需求在增加，我们总是会把这两种需求增加信号混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货币量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会被误认为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加。但是，负面效应就是负面效应，其本质迟早会显现出来。
一旦这种本质显现出来，工人、厂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当他们对于自己销售的那点商品的增长需求量做出反应的时候，误以为只有自己的商品卖得好，至于自己需要购买的其他商品，价格并不会变动。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是对需求的增加做出反应，也是因为他们所需商品的价格在上涨。此时，我们就陷入一种价格——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是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而不是诱因。如果此时政府不继续推进货币量的增长速度，那么通货膨胀对就业形势和产出的影响，就会由最初的积极作用转为消极作用，就业人数和产出量都会因为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涨而逐渐下降。宿醉的痛苦感终究会胜过最初喝酒时的惬意。
这些变化的依次发生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平均需要6~9个月，货币量的增加才能影响到社会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加。再经过12~18个月，才能对物价水平有明显影响，产生或者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这一过程在这些国家中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战争期间）都不曾出现过明显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平均批发价格基本与200年前差不多，美国的与100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存在明确的发展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则不具有这种优越的历史条件。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对其近年来的经济过热进行调控，而是任由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动，那么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逐渐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会出现的情况，与上文所描述的恰好相反。最初，开支的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需求的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出总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得以缓解，同时出现就业的人数增加和产量的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自我克制期后，终于戒酒成功。
上述这些调整变化都是随着货币增长速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发生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定，物价就会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就能够自我调整，从而与此相适应；工资每年也只会以10%的速度增长；利率同样每年也只会以10%的速度增长——为了补偿债权人因为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会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诸如此类。
缓解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