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通货膨胀都会历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失业率升高这两个过程，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反例。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这些负面效应，降低它们的危害性，还是有可能的。
缓解负面效应的最可取的办法是，通过事前颁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执行，使之取信于民，从而渐进地、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之所以要逐步推进而且要事先通知民众，是为了让他们有时间调整、纠正自己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为了诱导他们这样做。因为多数人会依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订立各种长期合同，包括人事合同、借款贷款合同、生产建设合同等。这些长期合同加大了快速降低通货膨胀的难度，同时也意味着，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会使很多人蒙受损失。而如果提前告知民众政府的政策倾向，那么为了适应新形势，民众可能就会提前终止这些合同，或者对其进行修改，又或者重新谈判具体条款。
缓解负面效应的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入一些“伸缩条款”，即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会依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伸缩条款是在薪酬合同中常有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譬如说2%）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低，工资增长幅度就低，通货膨胀率高，工资增长幅度就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能力保持不变。
伸缩条款的另一大用处是在财产租赁合同中，该类合同不是确定一个长期固定的租金，而是规定每年的租金按照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就常常用商店的总收入乘以一个固定百分比，来计算当期的租金。这种合同看似不包含伸缩条款，但实际上却有，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同向变动。
此外，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贷款合同。通常来说，贷款的基本特点有：本金固定；按事前确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在一定期间内还本付息。例如，一笔1000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10%，期限为一年。另一种做法是不将利率固定成10%，而是用通货膨胀率加上某一个确定的利率百分比，比如2%。这样的话，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还有一种效果相同的做法是，不事先确定还款数
额，而是将其与通货膨胀水平相联系，对本息总额进行调整。继续用上述的例子来说明，假设借入1000美元的贷款，还款时按当时通货膨胀率计算相应的应还本金数，再加上以2%的利率所计算的利息。那么，当通货膨胀率是5%时，其应还本金数就是1050美元；当通货膨胀率是10%时，其应还本金数就是1100美元，然后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薪酬合同以外，在美国人们很少用到伸缩条款。但是它的使用范围正在扩大，尤其是在抵押贷款业务中，人们常用它规定可变动利率。几乎所有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以及通货膨胀率波动较大的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对伸缩条款的使用。
伸缩条款的使用可以缩短放慢货币量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过程的负面效应。然而，尽管伸缩条款很有效，但也算不上是灵丹妙药。想要以此调整所有的合同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调整成本与调整的数量成正比例增长的关系。使用纸币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以最经济、最便捷的方式进行交易，而伸缩条款的普遍使用将削弱这种优势。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没有通货膨胀，也不使用伸缩条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只有当私营经济在运行中发生了通货膨胀，为了缓解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时，才应使用伸缩条款，而不要把它当成保持经济稳定的永久性措施。
在联邦政府部门里，伸缩条款则是一种备受欢迎的永久性措施。社会保障和其他的退休人员福利、联邦雇员包括国会议员的工资，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开支项目，现在都按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但是，仍然存在两项明显的，而且不可原谅的遗漏：所得税和公债。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物价上涨10%就应使税率提高10%，而不是目前的状况，税率平均提高了15%以上——那么，不用通过听证会就可以消除高额税金给民众带来的负担，也不会非得经历一次示威抗议才终止不合理的课税制度。此外，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所得税税率，还能减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兴趣，因为政府能够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了。
政府公债的利率也完全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这些年来，美国政府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使得购买长期公债成为非常不理智的投资。所以，出于对公民的公正和诚实方面的考虑，政府在发行长期公债时，有必要采用伸缩条款。
人们有时把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当成治理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然而这些年的经验事实表明，控制工资和物价并不能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人们又转而主张用它来缓解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据称，只要公众相信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那么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就能发挥这种作用。反过来，政府也希望在公众订立各种长期合同时，它能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计水平。
然而，就这一目的来说，控制工资和物价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它会扭曲价格结构，降低价格制度运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产量下降会进一步恶化治理通货膨胀的产生的负面效应，而不是缓解负面效应。控制物价和工资还会浪费劳动力，因为一方面它扭曲价格结构，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要用于建立、执行和逃避这种管制。不论工资和物价的控制是强制的还是标榜为“自愿的”，这种效果都是一样的。
在现实生活中，物价和工资控制基本上是作为减少货币量和财政支出的替代措施，而不是辅助措施。这种印象会使经济活动参与者，把物价和工资管制的实施视为通货膨胀率在上升的一种表现，而不是通货膨胀率在下降的信号，进而导致他们的预期值会偏高，而不是偏低。
通常，物价和工资控制在实施后的一个较短期内是有效的。商品报价（计入价格指数的商品价格）看似降低了，然而实际上是抬高了，因为人们有变相抬高物价和工资的方式——如降低产品质量，取消售后服务，提供过量晋升机会，等等。但是，当这些规避管制的简便办法用尽之后，价格结构的扭曲状况日益恶化，由管制引起的经济压力达到极点，消极作用越发严重，最终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回顾400年来的历史，物价和工资控制的实施，没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选民的短浅目光所造成的。
结 论
从我们对通货膨胀所做的上述讨论中，可以归纳出以下5条要点：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引起的，而不是产出的增长所引起的（当然，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货币量的急速增长）。
2.在当今的社会里，由政府决定，或者说政府有权力决定，货币的数量。
3.治理通货膨胀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即放慢货币量增长速度。
4.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都很耗时——至少是几年，不会是几个月。
5.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发生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曾经4次加快货币量的增长速度。每次增加货币供应量之后，首先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紧跟着就是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政府又不得不再次放慢货币量的增长速度，由此，又会引发国内经济的衰退。再然后，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经济也进入复苏期。到目前为止，每次事态的发展顺序都与日本在1971~1975年的历史经验完全相同。然而，我们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把对货币量的限制作为长期的政策主张，而这一处差别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由于对经济衰退过度紧张，于是加快货币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使民众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引入歧途，我们以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样的抉择观念显然是一种错觉。真正的选择是：要么把高失业率作为高通货膨胀率的后果，要么把它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本文节选自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 罗斯·弗里德曼
《自由选择》部分
张琦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