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0年前后，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填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一首，在北宋京城开封引起了震动。
这首词的内容如下：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抒情诗。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词中的人物便会发现，这首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这首词并不是写给友人或上级的，收词人是“王定国侍人寓娘”，也就是文章中的“点酥娘”。
点酥娘本名叫作宇文柔奴，是苏轼的好友王巩的妻子。在文中，苏轼不但夸对方长相漂亮，甚至还对方唱歌好听、笑得好看。
在序言中，苏轼还对宇文柔奴有简要的描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
这就令人颇为疑惑，宇文柔奴长得再美，那也不是你苏轼的老婆，要写也得人家老公王巩来写。
其次，苏轼所在的时期正值程朱理学发展蓬勃之际，讲求的便是“存天理、灭人欲”，社会对于男女之间的交往，往往是要求尽量避嫌的。
苏轼的这首诗，好的层面来讲，这算是苏轼的欣赏和夸赞，坏的层面来讲，那就算得上是调戏人妻，有耍流氓之嫌。
为何苏轼会写下这么一篇含义不明的诗呢？在其背后，有着哪些缘由？
一直以来，苏轼都作为一位文学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出身书香门第，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家三口共同位列于“唐宋八大家”。
苏轼在诗、词、文章之上都颇有建树：在诗上面，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上面，他又与辛弃疾并称“苏辛”；甚至就连他的散文也独步天下，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可以说，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苏轼已然走到了顶点。
然而，虽然在文学上一骑绝尘，但是，苏轼的政治生涯却颇为困顿。
苏轼二十一岁便参加科举夺得全国第二，但是，还未等他入朝为官却逢母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等到再度为官后，没过几年，苏轼却又遭遇父亲去世，只得再度返乡。
苏轼还朝后，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做官，结果恰逢王安石变法，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苏轼被迫离京，被授为杭州通判，之后又历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地方上兜兜转转数年。
苏轼在湖州任内，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篇《上表》，原本是一篇标准的官样文章，苏轼只需要照着模版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就算了事。
然而，文学家出身的苏轼却偏偏不乐意这么干，在文章里，他纵展自己的才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恢宏巨作交了上去。
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他的施展才华，最终落人把柄，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这次事件中，新党抓住了机会，称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将苏轼下狱。
当时新党给苏轼的罪名是对皇帝不忠，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荒诞的借口，宋神宗居然相信了，意图苏轼将判为死刑。
但幸运的是，在关键时刻，有人力主宽厚处理，最终使得皇帝收回了成命。在牢房里关了一百多天以后，苏轼才得以释放。
虽然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之后的日子里，苏轼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而朝廷内部和苏轼交往密切的二十余人也遭到了清洗，纷纷贬官地方。
而在这二十人中，宇文柔奴的老公、苏轼的好友王巩也正在其列。
王巩是“三槐王氏”之后，他的爷爷正是宋初名相王旦，可以说是出身名门大族。
然而，再怎么强大的家族也都会有衰落的一天，到了王巩这一辈，昔日偌大的家族已经只剩下王巩一个人在朝为官了。
王巩在朝廷的存在总体上来看是比较默默无闻的类型。
在入朝之后，他曾经先后担任过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品级都并不算高。
其次，王巩虽然也爱写诗词，但是其水平和名声与苏轼相比差一个数量级。
正因如此，在王巩与苏轼的交往当中，王巩一直扮演着苏轼的“铁杆粉丝”的角色，视苏轼作为自己的偶像。
平日里，他经常会拿自己的诗词给苏轼看，希望对方能够指点。
王巩的诗词虽然名气小，但是直白干练，深受苏轼欣赏，加之王巩“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时间久了之后，两人便成为了亲密的挚友。
如果放在平常人的角度上，苏轼王巩大概称得上是“君子之交”，高山流水遇知音，为人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