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一路伴随着银川以及周边地区企业的发展而成长为西北商事业务领先的综合型大所。而在当前“兵家混战”的法律服务行业，银川已是诸多京沪大所的必争之地，硝烟四起，兴业必须应对时代和行业的变革。
1994年，郑金都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中美法律服务市场的巨大差异，也意识到中国非诉法律服务市场的巨大空间。
1994年，浙江省第一家乡镇企业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上市。
1997年，浙江第一个以省委名义下发的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性文件 《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出台，明确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积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在政策上一视同仁。到1997年底，浙江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已达153.2万户和9.2万户⁸。在浙江国强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的郑金都意识到，是时候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律所了。
四位创始合伙人：朱亚元、郑金都、俞国根、李静（从左至右）
1998年，郑金都和自己曾经的杭大法律系同事俞国根、李静、朱亚元共同创办了六和律师事务所，以法律顾问为基础，以非诉为主，诉讼和仲裁为辅，构建了六和初期的主要业务布局。
1995年6月，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罗湖阳光酒店B座9层，深圳市大和律师事务所（广和律师事务所的前身）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成立。1996年10月，童新律师被推举为深圳市律协第一届房地产专业委员会主任。2002年10月，广和执业律师首次突破100人⁹，成为广东乃至华南第一家百人律师事务所。
1995年，在西南政法学院工作的韩德云决定辞去教职下海成为执业律师，发起创立了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1982年，韩德云在西南政法学院师资班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曾留学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院，并获研究生学历。因此，索通也就成为西部第一家以留学生为主的律师事务所。
韩德云律师从2011年开始担任重庆律协会长，直到2019年卸任，而接过重庆律协会长交椅的正是重庆另外一家“亿元级”大所——中豪律师事务所的袁小彬主任。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重庆至此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并在体制内工作过的袁小彬，毅然“下海”创立了中豪律师事务所。创立伊始，中豪专注于商事法律服务，中豪覆盖的地域伴随着客户的需求不断延伸。
新千年的钟声敲响，广东大和律所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大和更名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址迁至深圳世贸广场A座20楼。索通开始完善自身，进行公司化改革。中豪也将扩张的脚步延伸至上海，成为首家在东部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的西南律所。
2000年，世纪之交，中国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着最后的准备，中国内地市场进一步放开，资本热潮涌入冷清的西部地区。
2000年4月，在成都滨江宾馆内来自四川兴立律所的程守太、倪弘、刘俊三人和另一名创始合伙人周敏正在为新律所的名字争论不休。5月25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正式通过批示。创业伊始，几位合伙人就决定购买成都市中心的世界贸易中心作为办公室，这一举动奠定了泰和泰品牌化、规模化、综合化大所的基调。
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令无数律所趋之若鹜的同时，一群特殊的人同样以律所的业务为导向，但却拐入了律所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为中国律所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在20年后，走在这条路上的律所越来越多，成为中国中小型律所发展的必经之路。
（四）专业服务市场的进击
1995年2月，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得到批复，原浙江省电力局的陈臻正式下海。
陈臻是1978级浙江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也是由钱三强院长亲自签发毕业证的一届学子。1995年，陈臻在祖国需要她的时候毅然“下海”，在浙江创办起第一个专注于能源行业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今天的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阳光”寓意“永恒的能源与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创办一家能“与国际接轨的能源、电力专业所”是当时的目标。
谈及专业所，知识产权领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化律所。谈及中国的知识产权领域，就不得不提一位让人钦佩与敬仰的老人——中国002号律师执照的持有者新中国第一代律师柳谷书。
1979年3月，在瑞士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国际商标注册条约会议”如期召开，柳谷书作为中方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
回国之后，他向中国专利局提出关于专利制度的一系列设想，用了两年的时间多次出国考察调研。1984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公布，专利问题开始有法可依，中国律师多了一片可以耕耘的天地。三天之后，63岁的柳谷书受中国贸促会的委托，赴香港创建中国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柳谷书（右一）和前联邦德国专利局局长豪依赛尔（中）及原中国专利局副局长沈尧曾
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作出专利法第一次修改的决定。修改后的专利法自1993年1月1日起实施。此法扩大了对化学品、药品的专利保护范围，加强了对侵犯专利权的处罚。同时，对涉外代理机构的批准权限亦由国务院下放到原中国专利局。
1993年3月10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与WIPO总干事Bogsh博士向一家新生的律所发送了贺电。这家律所就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伙制的专利代理机构——Liu, Shen & Associates（柳沈律师事务所）。其中“柳沈”二字更是出自两位业界泰斗，“柳”代表中国专利制度建立和产生的推动者和见证人柳谷书先生，“沈”代表原中国专利局副局长、专利审查业务的专家沈尧曾先生。
1995年，柳沈在司法部注册，正式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柳沈所从此具备了向客户提供包括诉讼业务在内的全方位法律服务的能力。
1997年，国外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数第一次突破2万件大关，使得7家涉外代理机构的代理压力明显增加。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原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1998年12月4日和1999年7月19日，先后指定了6家涉外代理机构，其中包括最早的民营代理机构三友公司以及司法部下属的中咨律师事务所。
中咨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4月8日，由赵玉林与贾军、苏胜、孙军豹等在首都体育馆南路6号新世纪饭店共同创建，赵玉林律师担任第一届主任¹⁰。1999年7月，经司法部同意并经中国知识产权局批准，中咨所获得涉外专利代理业务的资质，成为中国首家具有涉外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
同在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开始大规模的脱钩改制，改制后的中介机构，其组织形式只能是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制。这场转型风暴席卷了全国各省市、各部委、各高校的代理机构。这场风暴同样席卷了许多的专利代理机构。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的所长带领20多位骨干辞离，加盟中咨律师事务所，为中咨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业务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
在上世纪的90年代，致力于中国涉外专利领域研究的律所还有北京的小松事务所、高博隆华专利代理所（高文律师事务所前身）、正见所（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前身）以及天津的三元事务所等，他们都是新体制的探索者。
（五）“入世”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迭代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开启了未来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上行通道，中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市场不断扩大，法律服务需求也不断增长，拓宽了法律服务行业的业务范围，中国律所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浪潮。
2001年，郝惠珍、赵兴仁等律师创办了盈科律师事务所。
2001年冬天，曾执业于中伦律师事务所，师从陈文律师的王清友律师决定和其余六位合伙人共同成立安理律师事务所。
2001年7月，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并在9年后更名为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2002年，师从当代著名法学家王利明教授的杨光律师创立了兰台律师事务所。
2005年，曾先后执业于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与上海市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的周波律师创办了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在21世纪初诞生的这一批高端商事律所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天同和汉坤。
2002年，曾先后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的蒋勇律师创立了天同律师事务所。从创立开始，天同的目光就从未离开过高风险的诉讼案件，特别擅长处理最高法院及高级法院的二审和再审民商事案件，是在最高法院及高级法院代理案件数量最多、胜诉率最高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在极其重视经验与积累的法律服务市场，很难想象一家2004年成立的律所可以与成立于上世纪的红圈大所相提并论，但传奇往往都是人创造的，一切就是那样真实的发生了。
2004年，汉坤律师事务所创立。虽然相比传统大所汉坤已经晚了十年，但在尚未做到领域细分的法律服务行业，汉坤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汉坤创始合伙人均为在中国顶尖涉外所工作多年的中坚商务律师，其业务围绕跨国公司和本土高成长型企业展开是必然之举。如今的汉坤，权益合伙人已达30余位，人均创收超过千万，已和“红圈所”等量齐观。
在21世纪的前十年，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同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法律服务市场不断扩大，中国律所的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律所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扬帆出海，中国律所借此东风，紧随“一带一路”的前进脚步，正在将中国法律服务的影响力扩散到“一带一路”的各个角落。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当前，中国律所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已设立135个分支机构，全面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国律所正踏入国际法律服务的棋局之中，合纵连横，先手博弈，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03
规模篇
中国律所的“大”与“强”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里，中国律师业经历改造与重建后已初具规模。1957年6月，在全国的19个省份中，参照苏维埃模式成立的法律顾问处已经达到820个，总计有2572名专职律师和350名兼职律师¹。但随后不久的“反右”运动，将律师这一职业彻底打成右派，公检法体系被砸烂。直到1979年，律师这一职业才再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
（一）中国律师行业的规模
1979年，中国律师人数公认的数据是212人²，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还没有建立律师执业许可制度，所以这里的律师应该指从事律师工作的人。
1981年5月7日，北京市司法局根据《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时期的状况，正式批准授予周玉玺、傅志人、周纳新等41人律师资格³。这是中国律师在恢复律师制度后第一次被正式的承认。
此后中国律师业迅速恢复，到1981年底，中国已有法律顾问处（1983年后陆续改为国办律师事务所，简称国办所）1465个，律师工作人员5500人（其中有很多兼职律师）。
全国法律业大黑龙江分校八五年招生录取工作会议
律师业恢复后，律师的来源成为了限制中国律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五十年代老律师们的心酸遭遇，导致“五院四系”（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法律系）的很多毕业生并不愿意进入这一行业。
1986年9月27日，我国举办了首次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据统计，当年共有2.9万人报名参考，有1134人成绩合格取得律师资格⁴，这为中国律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直到1988年，我国开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尝试时，我国律师总人数仍旧不足3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