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在盲目追求GDP提高及土地财政诱导的情况下,以推进城市化为幌子,利用各种手段征用农民土地,再以“招拍挂”方式出售给开发商。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更顺势借助人口城市化的“刚需”,与政府部门相互配合掀起近年房地产开发及城市用地扩张狂潮,以土地城市化倒推人口城市化。并超越人口城市化疯狂发展。
另一方面,对农民土地低征高卖、以地生财的行为也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权益。
再者,“城市病”困扰大城市发展。
随着我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部分大城市面临人口规模过大、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城市的资源生态承载能力已达极限;同时,大城市的服务管理并未与城市化水平同步,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低下、基础设施管理运营水平不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等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
此外,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中小城镇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出和人口数量下降的威胁。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小城镇人口总量仅占城镇总人口的20.7%,中小城镇有限的吸纳能力严重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最后,人口红利消失,将影响我国未来经济与城镇化减速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起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值下降。劳动力的减少将导致资本投入增长率的放慢,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及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的后果。
因此,新型城镇化在产业发展方面的调整成为我国现今城镇化发展的重点。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
传统城市化在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忽视了对城乡关系的协调及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因此遗留了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以及城乡关系不协调等现象。
而我国城市发展缺乏战略性和长期性,也使得城市在经济增长方式、技术创新、规划管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面临突出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在党的会议中正式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协同竞争,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是我国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现代化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在21世纪以来较为突出,部分地区受制于传统的生产方式,面临着科技落后、生产低效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例如,江苏和重庆的城市化主要是将产业结构由“二一三”调整为“三二一”或“二三一”。期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不仅为产业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劳动资源,也提升了城市承载力及城市形象。
由此可见,该阶段城市化主要由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动。
最近一二十年,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时,增速就会放缓,同时,对城市发展的“质”的需求会更加突出。
在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普遍现象,类似的产业结构、相似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发展计划导致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恶性竞争,忽略了差异化发展、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