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实之辨。中国古人特别反对为名而学的做法，此即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意所在。对此，王阳明说：“为学大病在好名。……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顾炎武在《与潘次耕札》中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陆世仪认为，“读书不绝干禄念头，终无得处，亦终无乐处。”章学诚指出，“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
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所以治学者在正心过程中，除了明辨上述的义利、利欲、名实之辨之外，还要把持好其他方面的心态。明人吕柟指出，“学者有三多，有四寡：寡言则行力，寡动则静深，寡交则业专，寡欲则理明，是谓四寡；多学则德积，多思则几研，多就吉人则为善也易，是谓三多。”[8]843张履祥认为，“读书大忌，一曰文弱，一曰嫩惰，二者勤事则无之；一曰矜骄，一曰自是，二者谦谨则无之；一曰虚浮，一曰饰诈，二者诚实则无之”；又说“学者先观其德器。德器浅薄，终罕成就，虽成亦小。诸如易喜易怒、不堪拂逆、疾恶太深、进锐退速之类，皆由于浅。如露才扬己、一得自矜、责人太重、悻悻自好之类，皆由于薄。”这些话都在告诫人们，学须心正、心诚，切勿虚荣、浮躁、傲才。
以上是就正心的内容而言的。关于正心的工夫，佛家强调“静”字，道家强调“清静无为”“不欲以静”，而儒家更多地强调“敬”字。当然也有把“静”和“敬”结合起来看问题的，如《管子·内业》云：“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若从现代人的眼光看，静主要指学习环境的安静，属于身外之境，而敬主要指内心的敬意或敬畏，属于身内之情。在古代儒家学说中，“敬”有两方面的指意，一是诚实无欺的心理状态，二是戒慎恐惧的心理状态。这实际上是把《大学》中所说的“诚意”和“正心”合二为一了，所以程颢干脆说“学要在敬也、诚也”。这种诚、敬合一观，程颐亦如其兄，将“敬”解释为“主一之谓敬”，而且借引《易》所言“敬以直内”一语认为“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所谓“直内”，实际上就是指“正心”，“敬以直内”意谓敬是正心的根本要求，所以“敬以直内”与“敬以正心”是一回事。对于治学而言，程颐所言“主一”，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于外界之诱惑，专心致志于明道之学问。薛瑄认为，“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敬者心有主而诸事可为”；清人杨锡绂在《岳麓书院学规》中告诫学生说：“诸生肆业书院，不患不能文，所患者不能变化气质耳。今为揭先儒两言，曰主静，曰持敬。能静则心鲜驰逐，而病痛自觉；能敬则随事检摄，而偏私渐去。”可见，敬是保证学者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力于学问的必备心态。程朱理学问世以来，人们往往把“居敬”和“穷理”联系起来考虑“格物致知”问题，“‘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而‘居敬’又‘穷理’之本也。”敬是穷理之本，当然亦为治学之本，这就从本体论高度肯定了敬之于治学的心理基础意义。
总之，立志正心是保证学以明道的心理基础。学以明道中的“明道”的内容是仁、义、礼、智“四性”，这“四性”实际上就是《大学》所讲“明德”，而立志正心实际上就是《大学》所讲“明明德”的工夫，只不过《大学》将此工夫说成“诚意”“正心”“修身”三节。这一点，清人李塨已有言及，其曰：“盖诚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也，皆所以修身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学以明道与立志正心的关系是“明德”与“明明德”之工夫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