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
“要校勘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简称“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又称“新校本《红楼梦》”）出版40周年。在出版40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新版发布会上，86岁的校注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讲述了校注出版这部《红楼梦》的初衷。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作品之一。多年来，围绕曹雪芹原著面貌、书中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无数学者展开讨论，各类学术专著与通俗解说也不断问世，但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但探寻曹雪芹原著面貌一直是千万读者与相关学者的心愿。1975年至今，吕启祥参与了新校本《红楼梦》的校注与历次修订，“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是她和所有参与专家的共同心愿。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今仍在进行中。“来之不易，来日方长”——吕启祥用8个字概括了这项工作的过去与未来。
红学史上的第一次
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手抄本极为耗费人工，价格昂贵，传播范围有限。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版本被称为早期抄本，因其中有脂砚斋等人批注，又称脂本。
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经过搜集、整理，用木活字排印的方式将《红楼梦》刊印出来。首次刊印版本为程甲本，第二年重新整理刊印的版本为程乙本，通称程高本，共120回。程高本的出现，让《红楼梦》由手抄时代步入刊印时代，传播数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之后的100多年里，程高本及其翻刻本、评点本流行于世，广为传播。而更早的那些手抄本一直流落民间，不为人所重视，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才陆续被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藏书家发掘出来。根据各自的特征，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庚辰本、甲辰本、己卯本、俄藏本、蒙府本、戚序本等等。目前发现的10余种抄本，都只有前80回的部分内容。因此，红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未能最后完稿的著作，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后40回是程伟元和高鹗整理补上的。
图为俄藏本，早期脂本之一。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多次为修订提供重要意见，在他看来，诸多抄本的陆续发现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抄本，我们只能读到120回的程高本，不可能再进行别的研究，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恐怕也看不到了。”
“红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早期抄本文字更好，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这是一个学术共识。而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已远离了原著。”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2022年新修订版召集人张庆善告诉记者，“程高本特别是程乙本，经后人整理修改的内容比较多，表面上看是通俗了，但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典雅气息给弄没了。”
张庆善介绍，早期抄本和程高本，几乎每一页都有差异，有的是具体的字词不同，有的是段落不同，甚至有的情节也不一样，“这些早期抄本的存在，为校勘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提供了保证。”
当然，早期抄本也存在各种问题。“它们是手抄本，错误相对多，抄写的人会写错字，甚至增字、丢字，但这些错误通过校勘改过来就可以了。”张庆善解释，事实上，校勘正是《红楼梦》校注组的工作之一，“比如我觉得底本上的某个字是错的，能不能改呢？不能乱改，要对比别的抄本，别的抄本上这个字是正确的，可以按别的抄本改过来，之后再做一个校记，写清楚底本是什么字，依据什么抄本做了修改，这样既保留了底本的情况，又为研究者提供了依据。”
1975年，《红楼梦》校注组成立，决定以乾隆时期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出一个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在程高本已经流行了100多年的背景下，这是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作底本进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在红学史上都不曾出现过。
1982年版校注组赴清西陵考察。左起：吕启祥、徐贻庭、冯其庸、应必诚、沈天佑、顾平旦、陶建基。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那么，《红楼梦》校注组为什么在众多早期抄本中，选择了庚辰本呢？
当年校注工作总负责人、红学家冯其庸专门写了一本书《论庚辰本》，阐述庚辰本与曹雪芹原著的接近性。“这部过录的庚辰本，它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这时离曹雪芹去世只有三年。截至现在，我们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校注组最终决定新校本《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10余种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后40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红楼梦》以120回的面貌流传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应该不会赢得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还是选择用120回的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此次新修订版专家之一孙伟科介绍。
孙伟科认为，后40回最重要的是把两点保留了，一是贾宝玉父子矛盾的悲剧，贾宝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终离家出走；二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后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矛盾保持了。这两个矛盾是《红楼梦》里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两个矛盾保持到底，是后40回的贡献。
“《红楼梦》后40回一些情节，虽然不符合前80回的线索，但有一些章节写得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庆善说。
为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
“从来没有那么多红学家为一部书的校注聚在一起！”采访中，谈起当年校注组的工作，不止一个人向记者感叹。
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7年里，先后有20位红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校注，共整理校记6000多条，实际采用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实际采用2300多条。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堆放着各种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编辑胡文骏为记者翻出了学者们当时的原始发稿本，上面有多位专家的勾画与批注。“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些专家的笔迹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胡文骏说。
第一版注释发稿本。
“校注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标点断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订正，还有就是注释。”张庆善告诉记者。
当年，在恭王府前石狮子的右侧，有一座叫琴楼的楼，里面每间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校注组刚成立时，专家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人一小间。多年后，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忆：“上午校订，下午阅读，校订是大家在一起，读出各种版本的每一句话，斟酌取舍。”他这样形容在琴楼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楼已被拆除，但吕启祥仍然记得当时工作的情景。在校勘过程中，大家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