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校记手稿。
工作中，与吕启祥相处时间最长的学者是陶建基。吕启祥曾在新校本《红楼梦》出版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校注组顾问。那时启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间陋室中，吕启祥曾回忆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时，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大约隔些日子便会到小乘巷启先生家中去。记得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树，先生住其中一间平房，屋内泥土的地，纸糊的顶棚，已经破旧，上有耗子穿梭游走，冬天生一个炉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钉子突了出来，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为了注释《红楼梦》中妇女的服饰和配饰，校注组的专家们曾到故宫珍宝馆参观实物。为了弄清楚书中提到的医药、器物，他们请教了医药界与故宫的多位专家。书中每条注释的确定，都经过多次商讨，并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
经过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红楼梦》读本。据胡文骏介绍，40年来，这一版本《红楼梦》，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加在一起，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不同装帧形态的新校本《红楼梦》。
四十年打磨不寻常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红楼梦》，40年来也经历了不断打磨的过程。
“校勘《红楼梦》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给广大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张庆善说，“这样一个本子需要根据红学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
事实上，40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学者向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会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提出意见与建议。1994年和2007年，校注组专家又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了两次全面修订，并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出版第二版、第三版。2008年，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新校本《红楼梦》的署名由过去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了“（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2007年修订时校注组专家合影。左起：吕启祥、冯其庸、林冠夫、胡文彬。
“新校本《红楼梦》发行量大，不少读者发现问题就会提出来，有的学者还专门就校注问题写成论文发表。这些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了校注组专家以及红研所的老师们，我们出版社也曾收到读者的反馈。”谈及修订意见的收集，胡文骏这样说。
第三版序言里讲述了读者来信指出校勘错误的往事。第47回中，柳湘莲对贾宝玉说：“眼前十月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校注组一开始将“十月一”改为“十月初一”。读者在信中说，“十月一”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做“十月初一”。冯其庸他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因此在第三版出版时，恢复了庚辰本底本的“十月一”。
在出版40周年来临之际，原校注组专家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相关专家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一起，再次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全面梳理修订。
“我们这次仍然是把各方面的意见收集起来，大家在一起一条一条地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就直接通过，不一致的就会更慎重些，有的意见就留到将来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再解决。”张庆善说。
此次修订时的工作照片。
此次修订过程中，校注组老专家胡文彬去世。孙伟科回忆，早在2020年12月份，他就收到胡文彬发给他的几百条意见，“一开始胡老师还参加了我们的讨论，遗憾的是，他在2021年5月去世了。在最后的时间里，胡老师都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老专家们强烈的责任心给孙伟科留下深刻印象，“你能感觉到，如果作品中间存在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会让他们寝食难安。”
事实上，40多年过去，与吕启祥一起工作过的大多数专家都已去世。在出版40周年纪念会上，吕启祥说，继续修订是对这份事业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对他们的告慰和最好的纪念。
“吕启祥老师说自己年纪大了，看着周围的同道一个个离开，很着急，特别希望赶紧修订，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胡文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