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南宋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之际，随着封建礼制的建立，鹿成为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象征。周文王在灵台之下兴建了灵囿和灵沼，据《诗经·大雅·灵台》载，“王在灵囿，麀（yōu，母鹿）鹿攸伏。麀鹿濯濯（毛诗正义释曰，娱游也），白鸟翯翯”，《毛诗正义·卷十六》载，“文王既立灵台，而知民心归附，作沼囿，而知鸟兽得所”，也就是灵台作为天人感应的场所，象征民心所向；灵囿中鹿和白鹭自由自在地生活，象征整个社会的安宁。《诗经·小雅·鹿鸣》中所歌颂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景象背后，是周礼教化下的天下大治：“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四方诸侯宾客都心悦诚服地按周礼来拜会周天子（图4）。《庄子·内篇·天地篇》云“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所认为的理想社会就是百姓如野鹿般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与“呦呦鹿鸣”的意象是一致的。在一千多年后的明清两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形象出现在了官窑所烧造的瓷器上，《格致镜原·卷三十六》中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烧制的“五彩百鹿永保乾坤坛”，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亦有烧制百鹿尊（图5）。
图5：明清时期的百鹿尊
然而，当君王失德，施政无方，也就没有了“呦呦鹿鸣”，取而代之的是民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便出现了《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中所载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三国时期张晏在《汉书音释》中解释道，“以鹿喻帝位也”，失鹿就意味着失去民心，民心如鹿群一样涣散，于是便给那些有可能上承天命的人带来“取天下，若逐野鹿”（《文选·卷第五十二》引《太公六韬》云）的机会，由此还衍生出了逐鹿中原、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等成语。
“呦呦鹿鸣”的意象在后世影响深远。东汉末年，曹操在《短歌行》中化用了“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借此寄托了他对人才的渴求，以及对太平盛世的憧憬。唐宋之际，科举制度的推行让一种庆祝考生高中的“鹿鸣宴”流行起来，宋代郑居中等所撰的《政和五礼新仪》载，“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虽然当时的仪礼与周代已不尽相同，但朝廷对于治国人才的渴求是永恒不变的。
图6：商周时期鹿形玉饰
与此同时，人们还将石器时代的神鹿崇拜与“呦呦鹿鸣”的寓意相结合，构想出了天鹿意象。当君王施惠于民，泽被万物，天鹿就会化身白鹿降临人间，商周时期所出现的大量鹿形玉饰，以及战国至汉代建筑瓦当上的鹿纹装饰都蕴含了这种寓意（图6、7）。《艺文类聚·卷九十九》中引南梁孙柔之《瑞应图》载：“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开元占经·卷一百一十六·兽占》引《天镜》载，“王者仁明则白鹿至”，“爱民人，白鹿见”。天鹿往往化身白鹿，于是用白鹿皮做成的朝冠成为周天子和诸侯王每月朔日拜祭祖庙后，在太庙听政时的装束，据《仪礼·卷二·士冠礼第一》载，“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韠”，郑玄注云，“此与君视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可见这一传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图7：不同历史时期的鹿纹瓦当
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在位时，天鹿往往会降临人间。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卷一·兴王篇一》中记载了禹在位时，“神鹿出于河水，天锡元圭”；《开元占经·兽占》引《晋中兴征祥说》注云，“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时，白鹿见”，“汉章帝（75年-88年在位）西巡日，白鹿见于临平观”；《艺文类聚·卷九十九·祥瑞部下》引《礼斗威仪》云，“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则北海输白鹿”。古人也将与鹿形态类似的麋、獐视为鹿，《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兽部十八》引《魏略》载，“文帝将受禅，有白麋见”；《开元占经·卷一百一十六·兽占》引《瑞应图》注云，“宋文帝时，华林园白麞（同“獐”）生二子皆白”， “又（宋）元帝时，白鹿再见”。于是为了颂扬君主治下的盛世，历朝历代地方上都有向朝廷进献白鹿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引东晋末年殷仲堪《上白鹿表》载，"巴陵县青水山得白鹿一头。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义"；《全唐文·卷二百八十八》中收录了张九龄的《洪州进白鹿表》；《五代会要》载，“（后）汉乾祐三年（950年）五月，赖州进白鹿”，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二》载，“胡宗宪进白鹿，诸生徐谓作表，一时传诵”。然而，一旦王朝没落，天鹿也会以一种极其灵异的方式带来警示，《天中记·卷五十四》中就记载了开宝七年（974年），位于金陵的南唐皇家苑圃中有一只鹿突然有一天开口说起了人话，因不满放牧人的大声呵斥而反驳道：“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囿荒凉，焉能拘我？”，早早就预言了北宋军队即将入侵，果然一年之后“宋师渡江，牧者俱死斗敌，苑囿亦废矣”。
除了“呦呦鹿鸣”和天鹿意象，现实中的鹿也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鹿皮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的重要媒介。《管子·大匡》中记载了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为了交好小诸侯国，在管仲的建议下，“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管子·小匡》也记载道，“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齐国以贵重的豹皮结交小诸侯国，小国以鹿皮作为回赠，从而建立了以齐国为主导的大国外交体系。后来，《墨子·卷十三·鲁问第四十九》中记载了鲁国国君担心齐国的战争威胁向墨子讨教，墨子建言“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也即用鹿皮结交周边的诸侯国以抵挡齐国的策略。但是鹿皮其实更多是象征意义，在当时大国国君的眼中，鹿皮衣就是一件穷酸的装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晏子相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贫也，是奚衣之恶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身为国相的晏子穿着鹿皮衣来上朝，被齐景公视为自己不重视贤才的罪过。
与此同时，鹿皮也是宴请宾客或订婚下聘时的礼物。在宴请宾客时，据《仪礼·卷二·士冠礼第一》载，“主人酬宾，束帛、俪皮”，郑玄注云，“饮宾客而从之以财货曰酬，所以申畅厚意也。束帛，十端也。俪皮，两鹿皮也”，也就是当时贵族宴请宾客时要行“一献之礼”，主人对宾客要依次完成“献”“酢”“酬”的仪式，其中在“酬”这个环节不仅要再劝宾客饮酒，而且还要送给宾客十端帛和两张鹿皮，以此表达主人的深情厚意。在婚礼上，鹿皮还被作为男方向女方下聘的聘礼，据《仪礼·卷四·士昏礼第二》载，“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俪，两也，执束帛以致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即在婚礼六礼中的第四礼“纳征”礼上，男方派人送黑色和浅红色的帛十端和一对鹿皮作为聘礼到女方家。正因如此，鹿也成为了男性对女性表达爱慕之情的媒介，《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意即在野外遇到了死鹿，青年男子就可以取下鹿皮，去追求心爱的女子了。
除此之外，在诸侯纷争的背景下，对鹿的炒作还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战。《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记载了面对楚国的威胁，管仲向齐桓公献策：“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注：临时征发的壮丁）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当时楚地盛产鹿，鹿群还经常糟蹋庄稼，于是面对齐国重金求鹿的诱惑，“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后来“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干斤也’”，楚国百姓一听收鹿达到一定数量还有更丰厚的奖励，于是一时间就像疯了一样，“楚之男于居外，女子居涂”，连家都顾不上回，都渴望通过捕鹿来实现财富自由。经过这一番布局后，“隰朋（齐国大夫）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钱五倍”，管仲一看时机成熟，便让齐桓公“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因为荒废了种田，又买不到粮食，“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齐国最终不战而胜。
到了汉代，汉武帝用鹿皮发动了一场针对国内大贵族的财富掠夺战。当时白鹿十分稀有，大多都畜养在长安的皇家禁苑中，白鹿皮被人们用来作为高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称为“皮币”，其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了黄金：《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载“黄金重一斤，直钱万”；而“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huì，即布帛边）为皮币，值四十万”。汉武帝时期，据《前汉纪·孝武皇帝纪四卷第十三》载，连年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归降胡人的厚赏，加之元狩四年（前119年）崤函以东一带水灾造成“关东流民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中央和地方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于是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有人便以“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为由，建议“王侯宗室朝觐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表面上看这是要求全国各地的诸侯王朝觐时要以白鹿皮进献璧玉，但由于皇家禁苑几乎垄断了白鹿，诸侯王不得不花高价购买，因此朝廷通过这种方式将大贵族手中的财富名正言顺地转移到了中央府库，从而确保了赈济灾民，以及支持与匈奴的战争。
除了鹿皮以外，鹿也是祭祀仪式和日常生活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诗经·秦风·驷驖》载，“奉时辰牡，辰牡孔硕”，毛传解释道，“辰牡者，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鹿豕群兽”，也就是立春、立夏和立秋都要用雄鹿来祭祀祖先。《礼记注疏·卷二十六》载，“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即麋鹿）臡（ní，带骨的肉酱）、茆菹、麏（jūn，同“麇”，即獐子）臡”，也就是两种鹿肉酱是周天子早上祭祀宗庙时盛放在豆中的贡献之物。汉代仪制中，幼鹿被用来祭祀宗庙，《晋书·志第十一·礼志下》载，“汉仪，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硃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mí，幼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送陵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