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圣陆羽（唐代）在《茶经》提到：茶之质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所谓的“烂石“指的是风化的岩石颗粒，其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含，非常适宜茶树生长。
大红袍正好就生长在这样的“烂石”上，这还不够， 大红袍喜阴不喜阳，但若光照不足又会影响它的光合作用，在这方面大自然拿捏得恰到好处，由于山谷峭壁的遮挡，大红袍每天只享受4小时的光照，正好不多不少，既满足其生长之所需，又防止日照太久影响了品质；此外还有崖壁甘泉为其浇灌，云蒸雾绕为其酝酿，岩顶落下的枯枝烂叶为其营养。可谓是：好山好水出好茶，茶中之冠必红袍。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武夷好茶，很早就得到了达官贵人的赏识，唐代乾宁朝（（894年至898年））进士、福建莆田人徐夤，在《尚书惠蜡面茶》一诗中咏道：
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香茶献地仙。
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
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
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武夷茶在唐时已成为馈赠佳品了。那时是把茶叶加工成茶饼，想喝的时候，把茶饼掰下一块，碾碎，煎煮后再品。
唐代是我国茶饮从粗放走向普及、流行的质变时期，茶的主要功效从药用或者粗放型的解渴功能，逐渐变成一种饮食习惯乃至品茗文化；唐开元之后，饮茶活动达到空前规模，成为国饮，皇室专门成立贡焙，采造、研制宫廷用茶。民间也是“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封氏闻见记》记载）。
继唐代之后，虽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割据，但饮茶活动却未衰反盛，至宋代更为盛行；一方面是市民日常饮茶的世俗情趣，另一方面是文人追求的精致雅趣；宋人还发展了一些新颖独特的技趣性饮茶，如：斗茶、分茶。在全国各地的茶叶中，武夷茶名列前茅，这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里可以看出，歌中写道：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最好的茶当然得首先进贡朝廷，据明确的史料记载，自唐代起，上等的武夷岩茶就已成为皇家贡品；宋代就已在武夷山区的建瓯设“北苑贡官焙”，元代在武夷山九曲溪之四曲龙潭畔特设立皇家焙局（御茶园），专门种植、采制贡茶，每年要制龙团五千饼，贡茶三百六十斤。
元至顺二年（公元1332年），建宁总管在御茶园的通仙井之畔，建筑了一个的高台，称为“喊山台”，还建造喊山寺，供奉茶神。每年惊蛰之日，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一定要亲自登临喊山台，献上祭品，烧香跪拜，祭祀茶神。祭文曰：“惟神，默运化机，地钟和气，物产灵芽，先春特异，石乳流香，龙团佳味，贡于天下，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申当祭”。祭华，击鼓鸣金，鞭炮齐响，红烛高烧，茶农拥集台下，同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在回荡嘹亮的喊山声中，通仙井的井水慢慢上溢，甚为奇异。
喊山祭茶，是武夷茶人们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和希冀茶叶丰收的美好愿望，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民俗并传承至今。
明代是中国茶饮历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期，但制茶、饮茶方式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茶叶加工和品饮方式走向简单化、自然化，宋元时期流行的斗茶之风被制止；在制茶工艺上，团、饼茶被散茶代替，盛行了几个世纪的唐烹、宋点也变革成用沸水冲泡的瀹（与“月”同音）饮法，以往的炙茶、碾茶、罗茶等工序都省了，只要有干燥的茶叶，随时沸水冲泡即可饮用。
这种变革皆因明太祖朱元璋而起，他体察民情后，为减轻茶农负担，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令贡茶改制；明太祖废除了福建建安团茶进贡，禁造团茶，改茶制为芽茶，也就是散茶，这种散茶，不需蒸青而直接烘焙，保留了茶叶的本色、真味。
力推简约化这方面，最身体力行的是朱元璋的第17子、宁王朱权。朱权认为，真正的好茶要自然天成，顺应树木的“天地生物，各遂其性”。他主张为了保持茶叶的本色、真味，就要喝散茶，同时也更方便。
因为爱茶懂茶，醉心于茶学，朱权还出了本专著《茶谱》，算是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当然，看透世事、参悟茶道，也让多才多艺的朱权免遭朱棣的清算，得以70高龄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