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着人工栽种的茶树渐渐多，武夷岩茶方开始进入寻常人家，乃至为国出口，创收大量雪花银，但人间奇珍大红袍当然还是皇家专供。另外，茶的饮法逐渐变成直接用沸水冲泡散茶的瀹饮法，也极大推动了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散茶的品种迅速增多，除绿茶外，红茶、乌龙茶、花茶、黑茶等茶类也出现并发展起来。
武夷山的茶树品种成百上千，其中的最姣姣者大红袍是何时得到此大名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了，宋代朱熹所说的“红裳”应是最接近的了，但是否为“大红袍”的前生，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唐、宋、元时期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们是否真正喝到了大红袍，也很难说。
从目前查找到的相关史料看，明代的6朝元老胡潆是最早提及到“大红袍”的，他的《夜宿天心》诗云：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胡潆夜宿武夷山天心寺，彻夜畅饮“大红袍”的情形（奢侈啊）。胡潆为官时，大部分时间是接受了永乐大帝朱棣的秘密使命，到全国各地的名川大山、庙宇道观，借寻访张三丰事迹而暗中查找不知所踪的建文帝下落，因此有缘在武夷山喝到了大红袍，由此可知，“大红袍”这一茶叶名种，在这之前就已经名气很大了。
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也照样是名扬天下，为世人所推崇备至。
大红袍，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明朝廷在公服穿着上有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着青袍，八、九品着绿袍。其中“绯袍”就是指大红色官袍，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
至于茶中极品为什么会以服装中“大红袍”来命名，历来都有诸多版本的传说。
一、“状元报恩说”
相传古时候一读书人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下山化缘的天心寺老方丈发现后，叫两个小和尚把他抬到庙里；方丈见他面色苍白，体瘦腹胀，便泡上一壶好茶，让他饮下。读书人见茶叶绿底红边，泡出的茶水黄中带红，如琥珀一样光亮，遂呷了几口，顿觉口角生津，芳香四溢；连续喝了几次，鼓胀、病痛全部消退，身体康复如常。谢过老方丈后，他便赴京投考，竟中得状元，红袍加身。
第二年春日时分，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那种有奇效的茶叶，还说该茶树生长在悬崖绝壁上，人莫能登，每逢春日茶树发芽时，寺僧以果为饵驯猴，然后焚香祭天，让猴子穿上红色坎肩，爬到绝壁上的茶树采摘茶叶，炒制后收藏，可治百病，该茶故俗称“猴采茶”（广东人管猴子叫马骝，把这种猴采茶称为"马骝茶"）。
在老方丈的导引下，状元郎寻访到半山腰间的神奇茶树；当他正跪在山下虔诚地焚香祷拜，忽然一阵风来，把猩红的状元袍卷上半空，不偏不倚，恰巧罩在“神茶”枝头，宛如红云一片，"大红袍"遂取代“猴采茶”而得名。
靖难之变后，朱棣为追*建文帝，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他听了“大红袍”的这个故事，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同时派人看管，年年采制，悉数进贡，不得私匿。自此，武夷大红袍成为专供皇家享受的贡茶，大红袍的盛名也被世人传开了。
由于大红袍茶树受过皇封，御赐其名，故当地县丞于每年立春季之时，必亲临天心永乐禅寺茶崖，将红袍盖在茶树上，然后顶礼膜拜，在香烟缭绕中，众人高喊：“茶发芽、茶发芽”，待红袍揭下后，茶树果然发芽，茶芽红艳如染。武夷山在春茶萌发期喊山催芽的习俗仍然延续至今。
这个版本还有升级变版。这个读书人直接实名指向了武夷山建阳人丁显（1358～？），丁显26岁那年喜中明洪武十七年(1384)状元。丁显谢过天心寺老方丈的救命之恩，派人把天心寺庙整修一新，因深信神茶能治病，便带了一锡罐回京。回到朝中后，得知皇后染病、百医无效，丁状元便取出带回的茶叶献上，皇后饮后身体渐康；皇上大喜，赐红袍一件，命丁状元亲自前往天心寺披在茶树上以示龙恩。状元爬上半山腰，将皇上所赐的大红袍绕茶丛三圈后披在茶树上；说也奇怪，当礼节完毕，状元揭开红袍时，发现这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竟然能闪出丝丝红光，人们说这是被红袍染红的，也有人说是茶树本身在发红；于是，人们就将这茶树及其产出的茶叶叫作“大红袍”。
二、“县长命名说”
因为现在武夷山九龙窠“大红袍”摩崖石刻，是民国县长吴石仙书写，由天心寺庙僧人雇马头村石匠黄华友所刻，因此有人得出“大红袍”得名始于此石的刻字之时。这种说法只因那方“大红袍”崖壁石刻过于醒目、突出罢了，其实不可信。据调查，该石刻雕于1944年左右，此时的大红袍早已名满天下了。
三、“红袍仙人说”
大红袍茶树为红袍神仙所栽，寺僧每于元旦焚香虔诚礼拜，泡少许供佛前，茶能自顾，有窃之者立即腹痛，非弃之勿能愈，盖以为神仙所栽，凡人不能品尝也。寺僧、仙人皆以为神奇，故以“大红袍”称之。
有关大红袍的传说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再罗列了，这些传说大多是夸张、虚构的，但大红袍茶树本身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更多的人认为，大红袍茶树是因为早春时节，叶芽勃发呈紫红色，远远望去 ，满树艳红，宛如一件件大红袍覆盖树冠而得名。至于它是否就是属于历史上的名丛“奇丹”，亦未能十分确定。
近年来，随着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状元报恩说”似乎确有其事。
1991年，武夷山的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明史·胡潆传》记载明成祖朱棣成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天心永乐禅寺一下子有两块圣旨碑，可见其背后有着不一般的故事。
据后来的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中，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状元报恩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还会太长，故天心永乐禅寺被称作“大红袍祖庭”。若如此，该处的大红袍的历史至少超过600多年了。
到了民国时期，关于武夷大红袍的记录多了起来。
成书于1921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记》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由此可见，至少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大红袍”茶已非常珍稀了，并且“大红袍母树”并非只有一处存在，只不过九龙窠天心岩的大红袍是其中最大的一处。
《蒋叔南游记》中提到，当时大红袍每市斤就得64银元，折合大米4000市斤，在当时可谓比黄金还要宝贵。
上世纪30年代，当时在福建围剿红军的国军指挥官蒋鼎文（也有说是陈仪），听说这里有茶叶古树，于是便安排重兵把守其中的3棵，并在离大红袍茶树不远处盖了一座小木屋住入看护，以便在采制过程全程跟踪监督，但最终未能得到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