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各种思想错综复杂又共存。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汉末建安时期，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名、法、兵、纵横等家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
党锢之祸后，接着魏代汉，晋代魏，又大肆屠*政治上的异己。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
两晋更是以腐朽没落的士族为统治阶级。他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
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现象。这对当时的士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各种思潮的存在对陶渊明的思想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是他矛盾的人生悲剧的隐患。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生活虽然贫穷，但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他对统治阶级抱有极大的幻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
他怀着“大济于苍生”的宏大理想，于29岁开始出仕。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还须与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一切只能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
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下，陶渊明早年就有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思想，所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当他仕途不得志时，就更怀恋这种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所以，这十多年里他一直“一心处两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