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为绍兴的产业升级还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发展速度一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还不是绍兴历史的最顶峰，绍兴的成长故事，也还没有讲完。
肆 义乌与杭州
见到土生土长的义乌本地金老板时，我已经吃过台州的麦虾、湖州的饭糍、嘉兴的八宝鸭、杭州的麦当劳、诸暨的次坞打面等各地美食，在江浙也走得非常疲倦，十分十分想回家。
但义乌在全国的名气那么大，我咬着牙也得跑一趟。
我现在依赖舒适的飞机高铁汽车，出行七天以上就会感觉很疲惫，古人凭双脚和马车，在颠簸的道路上奔波，其辛苦劳顿难以言喻。
我见到47岁瘦瘦的金老板时，他正在办公室里跟各国客人打电话，角落里还坐着一位黑乎乎的卢旺达员工，黑得他不说话，我都没发现他坐在那。
他在电话里一会跟俄国人聊天，一会跟乌克兰人聊天，电话一直讲个不停，以致于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正在忙着调停俄乌战争。
等到他放下电话，我已经在他对面干坐了十几分钟，终于等他闲下来，趁着俄乌调停的间隙，我抓紧时间问话：
“义乌那个传说中的鸡毛换糖，到底干嘛用的？”
没想到我这么直接，金老板一愣，坐下来喝了两杯茶，从国际冲突中缓缓回过神来，静了片刻，突然把我拉到写字楼落地玻璃前，指着远处的东阳江说：
你看，这是我们义乌的东阳江，水很浅，通不了航。
他又说：
我们这里水运差、不靠海，土地也很贫瘠，地理环境很差，养不活人的。
金总窗外的东阳江
我看了他一眼，鼓励他继续讲下去，接着他便点了支烟，跟我缓缓继续回忆起往事。
义乌就是在山沟沟里混饭吃，交通很差，造成这里有十八种方言，以前叫“义乌十八腔”。
义乌种水稻产量很低，主要种甘蔗，次要种一些枣，水稻不够吃，义乌人常常饿肚子，就得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
但没有改开前，不能搞私营经济，义乌人找不到生存空间。
到改开后，义乌人就能拿着仅有的特产出去交换资源，而甘蔗制成的白糖、红糖、敲糖，是义乌人手里头唯一的特产。
农闲时义乌货郎便挑着敲糖担子，手里拿着一个招揽生意的拨浪鼓，走到浙江及周边省份的城乡，跟当地人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
我打断金总，为什么不是直接卖糖？而是要换呢？换鸡毛又是用来做什么用？
金总说：其实义乌人搞鸡毛换糖，在明清就有了，义乌太穷苦了，每年腊月别人家欢喜团圆、喝酒吃肉，义乌汉子为了让家里多点生计，迎风冒雪，穿着草鞋，自带干粮挑着自己家做的白糖出门，过年时家家*鸡宰羊，刚好可以用白糖找别人家换一点鸡毛。
换来的鸡毛分两种，一种质量好的叫红毛，可以做鸡毛掸子，跟废品一起用来卖钱，另一种质量差的叫田毛，当做肥料埋在稻田里，增加土地肥沃度。
鸡毛换糖从明清一直做到1970年代初，才暂停了几年，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1979年春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义乌人又开始搞鸡毛换糖了。
我说，原来鸡毛换糖在义乌也就暂停过十年，几百年来一直存在，我们外地人，还以为是义乌人改开后才摸索出来的。
金总说对啊，这是我们义乌的传统，你去了绍兴对不对？绍兴搞纺织不也是传统？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一直这么搞，也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年断过。
他还说：你知道我们这有个叫杨守春的县委秘书不？1979年3月在《浙江日报》写了篇《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顶着其他部门攻击他“公然为投机倒把分子唱赞歌”的批评，在报上算了笔帐，这年鸡毛换糖为国家出口红毛2000斤，价值4000元，给生产队储备鸡毛8000多斤，部分红毛和废品卖给收购站，大家还余了些现钱，鸡毛换糖利国利民，为什么不能做？
义乌人不仅收鸡毛，还收生活废品，也就跟各种小商品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就熟悉这行的游戏规则，就把赚来的钱，开始搞小商品买卖，越搞越红火。
1982年5月，县委*谢高华面对重压，表示“出事我负全责”，才让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顺利搞了出来。
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来搞了五代，分别为：1982-1984年的湖清门小百货市场、1984-1986年的新马路小商品市场、1986-1992年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1996-2001年的中国小商品城、2002年至今的国际商贸城。
金总说到这里，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轻轻掐灭：
我们小商品后来做到全世界最好，外国人都跑到义乌来拿货，有1.3万名外国人就常居在这里了。
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攻打加沙当天，义乌的中东人还全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大家该怎么应对。
义务还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国际商贸城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商品都买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这么小一个地方，行政级别这么低、仅仅是金华下属的县级市，居然每天飞北京有8趟航班，飞广州6趟航班，各中小城市都有，想飞哪飞哪，交通竟方便到这种地步；还有义乌地少人多，经济又发达，房价超过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全浙江竟只比杭州低。
中国的山中城市那么多，为什么就偏偏浙江能出义乌？
陕西商洛、福建南平、贵州毕节、湖北随州、河北承德纷纷表示不服，手里摸了块板砖，气咻咻地站了起来。
大家先不要动手，先听我讲另一段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我在杭州时，见着金华永康的徐先生，永康以做五金出名，他们的工业史起源于手工换铁，有着跟义乌鸡毛换糖类似的故事。
徐先生的父亲生于1954年，永康跟义乌一样穷得要死要活，他爸打小吃野菜和米糠长大，野菜和米糠都吃不到时，就步行出去做手艺或者要饭。
他爸就是小手艺人，使扁担挑着风箱火炉，一边收废铁，一边给人家做铁锅和铁勺、铜勺。
那年头家家户户都穷，一部分家庭拿出金属材料，比如铜铁什么的，现场加工现场做，弄好后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他爸一些剩铜，实在连剩铜都没有的，他们也收鸡毛，跟义乌人一样，回去卖作鸡毛掸子。
永康就这样一户人家带着一户人家，在周边地区做金属小手工、收金属边角料，一点一点扣出了原始积累。
永康五金业，就是永康人从挑着担子的风箱火炉起家，从最熟悉的金属物件起步，做成了今天的大五金产业，建起了自己的中国科技五金城。
徐先生说，他们那家家户户都有小加工厂，规模都在20-30人左右，老板们既做工人，也做经理，从牙缝里省钱，都是技术管理财务综合型人才，五金加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他妈妈每天晚上听不到冲床声音，就睡不着觉。
商洛、南平、毕节、随州、承德人听完就不服气了，难道我们就没有手艺人吗？凭什么我们的手艺人就搞不起来这么大产业呢？
其实不是这些地方手艺人不争气，而因为义乌和永康，处在长三角工业圈，他们的手艺能做大，是长三角工业圈的边际效益造成的。
如果没有长三角工业圈，义乌和永康到哪拿订单？到哪找增量？是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做成本地主产业的。
而且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整个长三角，上海吃利润最高、工作最轻松的产业；苏杭宁三城市吃利润相对高、科技含量高、工作较轻松的产业；湖嘉绍吃利润一般、科技含量一般的产业；义乌、永康、新昌、温州这种地方，吃利润最薄、工作最辛苦的产业。
要想在中国发财，要么围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吃大头经济利益，要么围着北京吃全国政治利益，要么围着武汉、成都、重庆这种重点城市吃小头经济利益。
长三角利益链被平铺得较散，上海的影响又过大，杭州这座省会城市，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连带效应。
我们终于聊到杭州了。
因为我从事过近十年的电商行业，我人生赚到的第一笔小钱，也是经营电商得来，因此杭州一直是我出差最多的城市。
在全国，除了我曾居住过的深圳、东莞、广州、成都，杭州是我最熟悉的城市了。
我一直都很爱杭州，她温山软水、柔美婉约，处处有着沁人心脾的恬静之美。
2024年3月5日那天，我在杭州一户民居家蹭了顿本地饭菜，和他们聊到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