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表面看来是一次“个人失误”，但一位年轻的编辑居然如此自信，以致违反操作常规，轻率对待路遥这样一位与人文社素有渊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诚惨淡经营数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正说明他背后所依恃的那套审美价值体系此时是何其的强势和傲慢。
对此，何启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遥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正是新潮人物纷纷拥到前台的时候。现在看来已显盲目的追新求异风一时成为主流，赢得阵阵喝彩，像是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一个编辑在这种形式下没有足够的定力，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成为新潮的忘情歌者。”
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因恪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而受到“文学精英”的忽视贬抑的话，它也因同样的原因得到普通读者的深切喜爱。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过程中，读者间的相互推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朋友推荐给朋友，老师推荐给学生，父母推荐给孩子，哥哥姐姐推荐给弟弟妹妹……这种令人感动的“口耳相传”与“学院派”的淡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
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力“打造”，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它正是过去教育体制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资源。而自从文学发生“向内转”、进行形式变革起，当代文学就开始了对西方各种现代派文学浪潮进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赶的旅程。
表面上看，“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不过几年，实际上，“文学精英集团”所推崇的文学潮流和普通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之间已隔了一两个世纪。要读懂先锋文学的作品，必须首先告别巴尔扎克，然后从福楼拜一直读到博尔赫斯，要做完这番功课，非大学文学专业十年八年的训练不可。这样，文学没法不成为“圈内人”的事。每一种文学上的创新从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到经教育机构传播普及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中国的当代文学却没有一个相对单纯、平稳的发展环境。跟不上文学变革进程的普通读者索性把目光投向《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并将自己心目中“经典”的位置留给它们。
《平凡的世界》的畅销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与它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也一直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它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远远大于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一刚一柔，一土一洋，在纯文学曲高和寡的时代，满足着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当然，“茅盾文学奖”也为这两部作品的畅销提供了“象征资本”，但比较一下其他获奖但未畅销的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受读者偏爱主要是凭借自身的魅力。
这样的畅销作品实际上为“茅盾文学奖”增添了含金量，以致在其屡屡受到来自“文学精英集团”的批评时，成为有关组织者反驳的有力论据之一。正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原则与市场原则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契合点。
由于与普通读者的接受水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的权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和质疑，成为某种程度的“自说自话”。“市场化”转型后，“市场原则”日益对“文学场”的“内部等级秩序”产生影响。“市场原则”的过度膨胀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多危害，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受到尊重，为争夺“审美领导权”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因素。
由《上海文学》于2001年发起的有关“重说‘纯文学’”的讨论中，包括一些当年文学形式变革的主要倡导者、参与者在内的评论家和作家提出反思“纯文学”的概念，主张加强“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性，不但关注“怎么写”，也要重新关注“写什么”，甚至提出“纯文学”应从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中借鉴某些技巧，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所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部分“文学精英”试图通过调整“精英标准”从而重新争取“审美领导权”的努力。
路遥的坚定选择
特别值得注意的时，对于文坛的“冷遇”，甚至对于发表和出版的艰难，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着清醒的意识。对于他来说，运用一种“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结构这部长篇巨著不是出于一种文学观念上的无知或文学技巧上的无奈，而是一种“清醒状态”之下的坚定选择，是“个人对群体的挑战”。
路遥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内完成的长达数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可以视作一份补发的挑战宣言。在这份“宣言”里，路遥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创作态度，是因为他坚信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高度，以致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表现当代社会生活还是在表现五千年历史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