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以目前中国读者的接受状态来看，只有“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这是任何一种“新潮”文学手法都做不到的。
显而易见，路遥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而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为代表、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做出抽象概括的“经典现实主义”原则。由于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强调客观的真实性和理性法则，以及“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在1950—1970年代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中发生极度变异，“新时期”文学的起步是从向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回归开始的——回归就意味着发展。
但回归的路并没有走多远，就被汹涌而来的现代派浪潮所打断。路遥十分不满于当时理论界“一窝蜂”地“趋新”的风潮，他虽承认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借鉴和实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严厉指责文艺理论界对这类作品创作实绩的过分夸大，乃至贬低、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认为这种“病态现象”会造成与“‘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的“新的萧瑟”。
可以说，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是路遥深怀于心的“未了情结”。这个“未了情结”其实也深怀在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心中。但在当时“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的情况下，支持路遥的唯一力量是读者，“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一部只面对“读者上帝”创作也深受“读者上帝”喜爱的作品必然包含了中国当代读者认同机制中最普遍、最恒定的要素，通过挖掘这些要素可以探究出“现实主义长销书”的基本模式，对当下的文学生产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受欢迎的文学原因
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勾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言”，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以扎实可信的细节创造逼真的现实感，这本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遥与其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书写的不是集体的记忆，而是个人的记忆。无论是孙少安办砖场还是孙少平求学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宝买稻种”那样是肩负集体的使命，而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个人记忆”一直受到“集体记忆”的压抑，而正是这些被压抑、被扭曲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经典”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书写。
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主人公所负载的仍主要是“集体记忆”，只不过支撑这些“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系统有所变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立意创作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政治斗争一直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节主线，但路遥有意让他的主人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基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个人奋斗。
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高大全”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 “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命运。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适应性：既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又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的过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顺利。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
路遥是一位真诚而敏感的作家，他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改革的负面效应，如孩子们不再上学，农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农民的*被刺激起来，“共产主义时代”的温情关系解体……但后来生存境遇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出外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
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合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平凡的世界》数十年来魅力不减，而且越来越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于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广大农村青年现实面临的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同时，这套信仰也使其作品在客观真实性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之间达到了极佳的平衡。
如果路遥没有在1992年英年早逝，他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至今，面对着众多当代作家所面对的不那么“明朗”的现实，以路遥的敏感和真诚，他的作品里还能有如此坚定的“黄金信仰”吗？抽掉了这样的“黄金信仰”，现实主义作品还能保持长销书的魅力吗？答案是不容乐观的。
即使如此，作为标尺，《平凡的世界》创下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学模式及其“耐人寻味”的流通方式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同类作品的生产提供一个有多面价值的参照。
虽说一部作品主要凭借自身的魅力在一两代人之间“默默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和伟大，但不借助文学史的力量，这样的光荣与伟大很可能会被历史长河淹没得不留痕迹。尽管当代受众的接受程度不能作为评判一部作品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但所谓文学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它本身会随着“审美领导权”的变化不断调整。当然，调整也不是自动发生的。及时发现、认真审视那些被忽略了的重要的文学现象，以使之不成为文学史永久的“盲点”，这也正是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任务。
今日话题：你最喜欢《平凡的世界》的什么？你觉得这部作品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