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豆瓣的评论中，一条2016年10月12日的短评浮出水面，应该是一位电影学院本科生写的：
标放【7】：中国现代电影开山之作。《小城之春》，这个片名在心中分量太大了，一看到这四个字，就会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今日学校放映，不知哪来的笑点，全程同学狂笑不止，到最后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偷笑，太羞愧了…这感觉如同在教堂指着圣徒祈祷的受难耶稣哈哈大笑。老片放映课程成了毁经典系列。
这个短评中描述的场景似曾相识。
2014年7月，著名演员杨立新连发5条微博，痛陈北京人艺公益场演出的“《雷雨》成了爆笑场”。
如果我们也回到1933年8月，曹禺刚刚完成《雷雨》初稿，随即交给了南开中学的同学靳以，也是《文学季刊》的主编之一。
靳以把手稿拿给第一主编郑振铎，不料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
靳以又拿给戏剧名家、清华助教李健吾，但他并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
这就让靳以十分尴尬，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
直到半年后交给了巴金，巴金表示很喜欢。
“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
有了巴金的推荐，《雷雨》得以发表。
也“恰逢其时”，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被排成话剧，走向全国高校和舞台。
然而到了1937年除夕夜，胡适想起《大公报·文艺副刊》杨振声赠送的两本话剧，也就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易卜生、奥尼）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
本文并不想就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评判电影《小城之春》和话剧《雷雨》，而是觉得“重新命名”或者“重新发现”并不是某个时期的特例。
而是任何一个时代，大众接受者、艺术传播者和作品共谋的结果。
这其中，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发生变化，而每一个变化都会出现上述类似的或让人欣喜、或让人尴尬的局面。
参考文献：
莘薤.《小城之春》:一首清丽的诗
马博良.评《小城之春》
慕云.苍白的感情—我看《小城之春》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
叶明《追忆“文华”(1947—1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