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看清代的这一堆流程规定,一桩案子的审判大概并不容易出现一手遮天的情况。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
最初炮制此案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所以明知此案存在若干逻辑漏洞,而仍敢于上下其手进行暗箱操作,就是因为他有把握能够通过人情、贿赂等方式打通“上官”的路子,确保能够顺顺当当、不被批驳地走完流程。
而站在他这一边、对他初始判决表示默许的官员越多,就意味着此案越“铁”、翻案的“沉没成本”越高,他自己也就越安全。
先后参与此案的官员中,杭州知府陈鲁与他私交不错又拿了好处,候补知县郑锡滜也被他拉入阵营,按察使蒯贺荪、浙江巡抚杨昌浚虽曾讯问,但都以“无枉无滥”作为结论。
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也使得这案子越来越“翻不得”,一旦翻案牵涉极广,不但浙江这一连串地方官丢光脸面,不少人还将被追究错审错判的责任。
因此,杨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门路能力的普通民众,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也曾经前往浙江巡抚衙门、京师都察院等地呈递诉状,但两次申诉都无功而返,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依然翻不过来。
雪球越滚越大多次碰壁,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逐渐绝望,唯有其姐杨菊贞仍然不死心,准备进行第二次京控。
据说她的信念来自“神灵启示”——她曾为了弟弟的案子求神问卜,签诗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乩文则说“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
这些句子,显然都指向此案终究可以翻案的意思。
与此同时,杨家人也汲取了此前向上层申诉的教训,开始寻找并使用更多的人脉来对此案施加影响。
杨菊贞再次离乡之前,前往狱中探望弟弟,杨乃武向姐姐列出了最有可能帮上忙的三个朋友。
当时的士人非常重视同年同乡的关系,这三人接到杨菊贞的求助后,全都答应出力帮忙。
与杨乃武同科中举的汪树屏有个哥哥汪树棠,在京担任都察院御史。
同年好友吴以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西席,他帮助杨菊贞打通了胡雪岩的关系。
胡雪岩闻听她因为这场官司家产零落,甚至还资助了她上京所需的路费。
武举人夏缙川的堂兄夏同善时任翰林院编修,更与内阁大学士翁同龢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