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通过这三个部分解读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社会价值、道德标准等表层和深层的文化。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 文化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电影的内容和形式里, 只有通过这些标志我们才能识别电影的文化归属。
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 “符号本身并没有意思, 而是存在一些表征系统, 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 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 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
因此, 编码者是以一个“意义结构”为主导来进行编码。具体到跨文化传播中, 不同文化的电影题材与表达要为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与接纳, 就必须克服不同文化的异质性。
编者就必须对异国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 使用外来民族符号来重新进行“意义结构”, 使得文化能够实现对接, 从而实现跨文化的有效传播。这个过程即二度编码的过程, 会有一个“意义结构”作为主导, 也就是说民族文化符号在电影文本中建构方式是为编码者的“意义结构”所服务的。
其本质是指单一的民族文化被异民族文化改造的过程, 它代表着文化之间的对话及结果。全球化会导致文化杂交, 同样, 文化符号的二度编码也会导致两个或更多的文化元素的综合与融合。有效的二度编码的过程, 也就是一个寻找本土化与国际化切合点的过程。
迪斯尼公司翻拍的影片《花木兰》, 取材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木兰诗》, 影片上映后在全球取得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和一致赞誉。在电影的翻拍中, 编者对《花木兰》原题材进行了二度编码, 解构了原有文化, 即剔除了原有诗文中的“忠”、“孝”等中国传统观念, 代之以美国的价值核心:个人主义与女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