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利院
由莱恩领导的反精神病学运动，正如人们对这个运动的称呼，是为了废除像电击和药物这样的正统疗法。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科医生会穷尽一切手段和方法走进那些原本不善交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心——例如，利用打斗和咬人的动物行为，以期打破双重束缚并找到新的平衡。就像稳态器一样，在内部相互重新配置自己，这样精神病学家和精神病人会在这个开放式实验的过程中做出改变，成为新的自我——用莱恩的话说，就是精神病人教理智的人如何发疯。同样，就像生物计算一样，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项目，用新的方法处理旧的事物。
所以，脑科学作为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学、精神病学、生物计算——大家应该能从我试图展示的这些内容中大致感受到英国控制论的范围和多样性。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下大脑之外的科学，先来看看社会科学领域吧。
大脑之外：组织与管理
1960年代中期的斯塔福德·比尔，一个成功的英国商人的形象
从1960年代起，斯塔福德·比尔率先将控制论扩展到理解和设计社会组织的领域。生物计算是设计社会组织的第一步，但比尔后来的研究集中在被他称为可行性系统模型 （VSM） 上，这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法。以人类神经系统为模型，VSM将组织分为五个层次，从生产到计划再到更高的管理，所有层次都通过反馈循环联系起来。
屏幕左边是一个VSM图表，可以看到五个不同的层级在与环境交互，环境就是左边那个不规则的形状。它类比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就是右边的那张图表。
VSM组织管理理论最引人注目的实践是1970年代初期，该模型被用于阿连德政权下管理智利经济体的工具，但这个尝试在1973年的皮诺切特政变中不幸夭折。另外一位演讲嘉宾会在本系列讲座中介绍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所以我在此就不细说了。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VSM 各个级别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组织环境的联系）应该是类似稳态的，各个级别之间反复进行输出和接收，直到达成某种共识的平衡（这种输出和接收由这个VSM图右侧的上下箭头所表示）——这是一个被比尔称为 “互惠否决”（ reciprocal vetoing）的过程，也被称作来回控制，就像由阿什比的稳态器建模。例如，在第4层管理层可以向第3层计划层提出生产方法的变更，但计划者随后可以评估这些变更并将不同的变更建议返回给第 4 层的管理层等等，这些都是围绕反馈反复进行的循环，正如大家在图中所看到的那样。
这是著名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的控制室照片，智利把该项目命名为赛博协同控制工程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与我一开始提到的权力和控制问题有关。智利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项目被批评为技术官僚主义，但上述提到的这些稳态耦合实际上是为了在整个组织的各个层面对称地分散权力和决策。它与传统管理的自上而下的结构形成了对比，在传统管理结构中，命令向下流动，箭头向下，没有任何反馈，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返回箭头——例如，在今天的英国大学中，大家对等级管理已经非常熟悉。正如比尔所说，与传统管理相比，VSM旨在最大化组织自由。
此后直到比尔2002年去世，他一直专注于组织 VSM 中各个级别之间的这些稳态相互作用的方法。他先是邀请经理和工会*在周五下午下班后到他的办公室喝威士忌，希望酒精会缓和气氛，促进各方在变革转型中对稳态持开放的态度。后来，他设计了一个他称之为“协同整合”（ Syntegration）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被分配担任概念几何图形的一条边，实际上是一个二十面体，并且协助其顶点之间进行几天的交替讨论，就像一个稳态器的星群不断试探彼此的状态已趋达到平衡态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