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时代精神”，文学也不例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西南联大里有一群醉心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青年，他们无限推崇艾略特和奥登，反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甚至约好一起不去上司各特的课。半个世纪以后，其中一位学术回想往事时，认为那时的行为中“七分是追随文学时尚，三分是无知”，并写出了厚达50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这位学生就是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当他作为诗人、翻译家和研究者贯通诗歌历史脉络后，给出结论：“浪漫主义是一个更大的诗歌现象，在规模上，在影响上，在今天的余波上。现代主义的若干根子，就在浪漫主义之中。”
博尔赫斯曾说，这句诗是好的，就永远是好的。这一点适用于所有诗，意即好诗歌不分时代与所谓流派和风格，诗（文学）只分好坏，而没有“过时”与“时髦”。某种意义上，“好诗”正是超越时代和流派的同义词，而对其欣赏接纳的能力则是它们不断向我们提出的多少有些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以现代主义审美的眼光看，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过于优美”和“矫情”是一种窠臼，那是因为我们正站在新的窠臼中，眼前缭乱的意象截断、同时也缩小着我们的视线。事实是，当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十八世纪后期登上历史舞台时，恰恰是先锋的，甚至激怒了那些常年在装饰精美的客厅里谈东道西的高雅之士，认为那些文字不值一提，太没诗意，粗俗不堪。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地道的农民彭斯起始，到短命的济慈抵达高峰——摧毁了古典主义理性至上、克制个人情欲的规范而鼓吹激情；摒弃已成定规的“诗意词藻”而从日常话语中采撷新的枝叶，朴素且清新。他们倚重想象力，关注自我，是“自我书写”的先声，为二十世纪诗歌开辟出新的道路。这些美学原则大都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中得到阐释，这篇序言也成为华兹华斯本人、乃至整个浪漫派的宣言。
本文出自11月2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华兹华斯：朴素的勇气”专题B04-05版。
采写 | 张进
华兹华斯作为“浪漫时代的中心诗人”的重要性，建立在其诗歌的新语言、新内容、新韵律以及新情感之上。他写的田园不再是桃源般的牧歌，而是废毁的农舍；他歌颂自然，而拒绝空洞的夸饰言辞。他平和的愉悦情绪，自然地成为他诗歌的语调，只有在出现当权者时，他的音调才会如陡峰般突然升高，毫不留情地喊出出自人道主义意识的斥责：
但政治家，不要觉得他是多余的！
……
当你骄傲地思量着你的才干，
权势，智慧，不要把这乞丐看作
世上的负担。
（出自《坎伯兰的老乞丐》）
《坎伯兰的老乞丐》以一种同情和愉悦混合的情感让人难忘。尽管华兹华斯给出了应有的同情，但在面对这样一个底层人的悲剧时并不忧愁，因为他同时看到这位老乞丐在世人身上引起的高贵情感：“他就这样维系着/村民的为善之心，否则岁月的流驶，/不完整的经验给予的不完整的智慧，/会让他们钝于感受，必会让他们/一步步屈服于自私和冷漠的思虑。”这几乎就是华兹华斯对自己写诗的目的的诗歌表达，等同于序言中的“捍卫人性”，“充分体会人的心灵的优美和高贵”。
实际上，华兹华斯想让这位老乞丐维系的不止“村民”的为善之心，而是整个人类的：诗人绝不是单单为诗人而写诗，他是为人们而写诗。老乞丐之所以可以做到这点，则源于自然之光的照耀。诗中的老乞丐行走在自然中，单纯地存在着，并随着诗的推进渐渐从一位有血肉之躯的社会边缘人，获得了与自然的同一性，成为自然的征象。诗的结尾，在谦卑的愉悦中，华兹华斯让这位老乞丐“如他在大自然的注视下活着，/就让他在大自然的注视下死去。”
大自然无疑是华兹华斯诗歌的核心、心灵最重要的给养，是他才华的泉源、无限歌颂的对象，也是他儿时的玩伴和少年的导师，甚至在他对自然描述得最好的时候，你几乎可以从中看到上帝的隐约身影。当然，对华兹华斯来说，脚踏尘世就已足够，世间的愉悦已让他满足。
华兹华斯
诗人向我们坦言，童年之后，“大自然成为了我的一切”。他生于乡下，长于乡下，换句话说，他生长于自然中，并持续生长。童年的林中探险在他敏感的心中留下不可估量的影响。就读剑桥时，他徒步欧洲，追寻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他踏上过欧洲的无数道路，最终成为了道路（自然）本身，并希望引领他人接近自然。
谨慎地说，华兹华斯描写自然的诗在后来者那里鲜有匹敌。他在自然中看到自然，更看到人的心灵与内在生命，他歌颂自然之美，即在歌颂人类具有崇高可能性的纯净心灵。大自然训诫他，也治愈他，让他重新寻回儿童式的愉悦的能力：
（自然）使我回忆起已经忘却的愉快，它们对
一个良善的人最宝贵的岁月
有过绝非细微、琐碎的影响，
一些早已忘记的无名小事，
但饱含着善意和爱。不仅如此，
我还靠它们得到另一种能力，
更高的能力，一种幸福的心情，
忽然间人世的神秘感，
整个无法理解的世界的
沉重感疲惫感的压力
减轻了；
……
我知道大自然从来不曾背弃
任何爱她的心，她有特殊的力量
能够把我们一生的岁月
从欢乐引向欢乐
（出自《丁登寺》）
即便我们从最功利实用的角度去靠近华兹华斯，他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能力，即一个人在自然中所获得的竟可以如此令人愉快和丰盈，而我们要做的，是尝试循着诗人的足迹，爬上高山，跨过溪流，停留在一片树林或田野中，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并将自己常日闭塞的心灵完全裸露，这时，万物在眼前自由来去，而你的脚步首先散乱自在起来，接着是腿、胳膊、脑袋，及至整个身心，松弛飘荡如一片初冬落下的叶子。这样，也许我们也能在片刻中恢复那个原初充满人性与生活热情的自己。这对困于疲惫和焦虑的我们总不会没有裨益。
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做出热烈回应
新京报：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斯蒂芬·吉尔：这是那些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之一。作用于第二代诗人（拜伦、雪莱、济慈）身上的力量与影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力量有所不同，但是当然——这一点很重要——作为第一代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影响第二代诗人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华兹华斯《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手稿
显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由英国和整个欧洲十八世纪文化中的多种元素塑造而成。事实上，当我们审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时，我们发现它异常丰富又有明显的混乱。于是：为普通人写诗/重新发现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理性的启蒙评价、怀疑主义、对未来的希望/对中世纪的再发现、古物主义（Antiquarianism）、过去、激进政治/对浪漫的热爱、普遍主义/民族主义，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持续不断的欧洲战争这一大背景下。
新京报：华兹华斯对拜伦、雪莱、济慈这些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斯蒂芬·吉尔：拜伦和雪莱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兴趣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后来他们把华兹华斯视为讽刺的对象。对济慈来说，则明显不同。我认为，济慈对一位真正诗人的生活之发展的感觉——就像在《睡眠与诗歌》和他的信中所概述的那样——是由华兹华斯的《丁登寺》塑造的，济慈的信中经常提及这首诗。他极为钦佩华兹华斯的《漫游》。
新京报：大致说来，法国大革命对整个浪漫派，尤其是华兹华斯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斯蒂芬·吉尔：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1793年，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从长远来看，战后对欧洲问题的处理所引起的麻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协议引起的麻烦一样多。首先要说的是，英国被法国局势主导了长达30年之久，甚至更长。即使到了19世纪中叶，对另一场法国灾难的担忧仍无处不在。
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做出了热烈回应。（但是）当法国人成为欧洲的侵略者时，两位诗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诗歌也相应地改变。面对拿破仑的入侵威胁，华兹华斯表达了自己对英国的爱国主义意识，尽管他依然深刻批判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序曲》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华兹华斯对自己政治观点之发展的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