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发表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史诗，对于鄂温克人来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他们民族的一部长篇“史诗”：他们曾逐鹿而居，“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但数百年的沧桑与抗争，也无法阻挡他们日渐式微的脚步，一个游牧民族由盛至衰、直至濒于消亡的历史，是文明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忧思，迟子建试图通过哀而不伤的笔调告诉人们：时代的变迁、民族的融合不是整齐划一的狂飙猛进，不是焚琴煮鹤的大肆褫夺，让驯鹿依然游荡于氤氲着青草气息的森林，让神灯依然长明于那些祖祖辈辈生活的天空，才是人类为和谐相生释放出的最大诚意。
● 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
同迟子建以往的作品相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流露出更强烈的对无常、对人性、对命运的超脱之态：“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来自自然、来自萨满教无我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张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唱，完全是原生态。很多诗性埋藏在他们血液里。除了超然，鄂温克人还有一种巨大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同于都市人的烦躁，这种忧伤很美好，是对生命本身的忧愁，非常自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自然而然的东西，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性灵焕发，包括对文字的热爱。
迟子建写作的最早萌芽，是在大兴安岭塔河永安小镇。因为家里没有一张像样的书桌，她就趴在缝纫机上写。缝纫机面对着窗口，窗外就是碧绿的菜园，每当思路受阻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抬头望望飞过的蝴蝶，看看枝叶扶疏的稠李子树。微风过处，馥郁的香气穿户而过，她轻嗅着，陶醉着，让笔下的文字也仿佛自带芬芳。
上中学时，迟子建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
1981年高考，迟子建的作文意外“跑题”，她认为自己写得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结果却只得了8分，“分数一下子就拉下来了。”此前，她被老师寄予厚望，但命运的阴差阳错最终让她只上了专科线——进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幻想，充足的时间阅读”：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她与这些大师级的作家跨越时空扺掌而谈，消解了生命的诸多困惑，也让她在这座蓊蓊郁郁的山城学校，面对大自然的钟灵毓秀，开始了自己作家梦的营造。
● 在大兴安岭师范读书时的迟子建
除了对山水形胜的观察之外，她暗地里对系里的每一位同学都做过肖像描写训练。持续的“练笔”让她的写作技能与日俱增。
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了创作。她规规整整地将修改了无数次的小说抄到稿纸上，然后带着自己的匠心之作，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
之后，她便开始望眼欲穿地等待，但好几篇稿子均如泥牛入海。
投稿失利，信心动摇后，她仍止不住地“技痒”，于是又写了一篇。怕影响宿舍同学休息，她就点上蜡烛，在蚊帐里赶写。等到第二天天色大亮，白蚊帐都被熏黑了，连她的鼻孔也变得脏乎乎的。看着“大作”告成，她抖了抖酸麻的手臂，长吁一口气，仿佛是一位得胜的将军，班师凯旋。
后来这篇小说被《北方文学》编辑宋学孟欣赏，并最终得以发表。
她知道父亲爱喝酒，便用第一笔稿费，给父亲买了瓶“竹叶青”酒。
● 青年时期的迟子建
师范临毕业前的那些夜晚，她躲在自习室里写《北极村童话》。“现在我都记得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幸福。”1986年2月，《北极村童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后来的运气。”但遗憾的是，这期《人民文学》还未寄达，迟子建的父亲就因脑溢血离世。生前，他只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他最终没有看到。如果能看到，他会很高兴的。他是如此喜爱文学。”
多年后，每每提及此事，仍令她难以释怀：“那一期杂志的封面，被我的泪水浸透了。”
那年的元宵节，迟子建买了一盏六角玻璃灯，送到父亲的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