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胡迎建《民国旧体诗稿》承绪旧说，称章太炎作诗不多，“独为五言”，认为“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已竭，唯五言犹可伤为”。该书还说“他的一些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革命思想为曲折古奥的文辞所掩，亦比较难读。”确实，章太炎的诗作，尤其是早年诗作，存留下来的体裁多为五言古诗，艺术成就亦最高。就此论断来看，彼时人们多认为章氏诗作风格独树一帜，艺术感染力较强。然而，这样的论点，缺憾亦较为明显。
三人所论，时代悬隔甚久，然皆“挂一漏万”，偏重五言古诗，忽视章氏诗作艺术的多样性，以及文质彬彬、风骨劲健的艺术风貌。章太炎一生，经“常作诗”（汤国梨言），尚有律诗、绝句多首，且部分诗作艺术成就较为可观，故钱仲联《近代诗钞》认为章氏“从集中删去的早年所作的五律”价值较高，“这些作品比较高简”。钱仲联还指出，“他《自写诗稿》中的晚年作品，高古而弥近自然，也是佳作。” 钱氏所论，对章氏诗作有较为全面的考虑，与梁启超、汪辟疆等人所论大相径庭，恰好说明章太炎诗歌，艺术体裁多样，皆能达到较高艺术水平。为此，我们可以看看《漫兴》一诗。该诗刊发于1901年12月11日《选报》第四期，署名“支拉夫”。就诗意来看，或作于本年春，诗句如下：
花黯乾坤野马飞, 春江凭眺故依依。天涯雷电惊朱雀, 海国风尘化缟衣。梅福上书仙官薄, 园公采药素心违。登台*南屏翠, 苍水陵高蕨豆肥。
我们知道，《漫兴》九首乃杜甫上元二年（675）成都名诗，历来脍炙人口，其中第五首云“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感时伤事，可谓核心主题。章太炎选用此题，写作时肯定想到唐代大诗人的诗作，故而用诗句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忧心。首联言春日登高凭眺，江山依旧。当时，章太炎参与唐才常等人组织的“中国议会”，清廷追捕甚急，回故乡杭州躲避。颔联叙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仍然海外漂泊。颈联叙写吴保初、丁惠康等人，仍妄想改良，谋划慈禧还政。两联对照，诗人心中的民族主义立场树立，坚定起推翻满清的革命思想，故而来到张苍水墓前凭吊。随后，章太炎身体力行，编辑刊刻《张苍水集》。当然，作为一首律诗，诗韵和章法布局，亦相当重要，而该诗格律谨严，对仗工稳，用事贴切，读来气韵流畅而沉郁顿挫，颇有几分杜诗风范。诚如章士钊言，“精妙流闻七字仲，却排魔派绝时风”，章太炎何尝不能写出七言律诗佳作来！就和俞樾《秋怀四咏》来看，此时章太炎尚创作有多首律诗。
此外，章太炎著名的近体诗佳作，尚有民国十年以后的《食瓜》《九日》《防疫》《归杭州》《生日自述》和《宋母沈夫人七十寿》等诗，多为五言律诗。整体来看，章太炎留存的诗歌，前期多为五言古诗，后期律诗数量增多。姚奠中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指出：“章先生曾有过近体诗已无希望的言论，收于他的《文录》中的诗，也没有一首律诗；然而后出的《文录续编》，却存有他手录的律绝达三十二首之多，其未经收录往往见于报章、杂志和友生笔记书信中的，也多为近体。”看来，钱仲联发表的上述观点，影响力远比梁启超和汪辟疆为弱，人们未能广泛采纳，而是高度重视五言古诗。之所以如此，恐怕论者只是看到章太炎早期的一些论述。如他主张“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自注：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矣。”这段文字，见于《国故论衡·辨诗》，乃1907年讲演文字，说明章太炎诗学的一些品味。换句话说，梁启超、汪辟疆所论，基于《太炎文录初编》，情有可原，而《民国旧体诗稿》似乎未及细阅《续编》，论点或有失偏颇。
人们对章太炎古体诗歌的偏好，似乎还有时代原因。确实，章太炎最具革命精神的诗作，多为五言古诗，而近体诗往往用于交际往来，颇有借艺术自娱的味道。对此，他曾于1913年向汤国梨女士说：“吾今多作诗，藉之排遣。” 现代中国最大的事件，当属“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绕此而展开的思想启蒙。在此进程中，人们关注有学问的革命家，多注意投枪匕首般鼓动革命的古诗。这一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甚至影响到今天的部分论著。从1975年以来，有关章太炎作品注释者，主要有七种：南京无线电厂、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章太炎诗文选注》小组的《章太炎诗文选注》（征求意见稿，上下册，1975年，油印本）、苏州市《章太炎著作选注》编辑组编《章太炎著作选注》（苏州市革命委员会，1975年5月）、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章太炎诗文选注》（仅出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本书编委会《章太炎著作选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章太炎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朱维铮、姜义华《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武继山《章太炎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前五种出现时，正是批林批孔风头正劲之时，“评法批儒”为编著动机，所选诗文内容多倾向“革命”，注释较为繁琐，用力揭发诗作的“革命”精神，忽视艺术手法的笺释。《章太炎选集》注重选取章氏学术、政论文字，诗作一首未取。武继山《章太炎诗文选译》所选注的诗作，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诗文选注》，篇目基本相同，注释内容亦十分接近。对于想要读懂章太炎诗作的读者而言，这些注释的数量相当有限：《章太炎诗文选注》仅注释20首，《章太炎诗文选译》仅17首（包括《狱中与威丹唱和诗》译文中涉及5首诗作），而且基本只选录古体诗作，容易造成让读者形成章太炎先生仅倾力创作古诗的印象。
三
1923年，胡适应《申报》之请发表《最近之五十年》，有章节谈及“文学”。胡氏看到《太炎文录初编》，认为其中有几首可读，赞赏《东夷诗》第三、四首，以为“剪裁力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要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消那模仿的部分”。当时诗坛，得此殊荣者绝少。须知，有很多晚清著名诗人，胡适则只字未提。
文学批评总会带有一定立场。胡适高度肯定章太炎在晚清诗坛的杰出地位的同时，凭借进化论的批评武器，认为章太炎推崇古诗而鄙薄近体，可谓一种激烈的文学革命，然而如此努力只能是一种悖论，即复古终究无法踏上复兴之路。又说《艾如张》《董逃歌》，若没有那篇长序，便真是“与碑文谶辞相等”。胡适批评较为猛烈的是《丹橘》和《上留田》诸篇，以为“最恶劣的假古董”。他否定以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诗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学”，认为：
古文学的公同缺点就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那无数的模仿派的古文学，既没有我，又没有人，故不值得提起。
正是如此，古诗方面，胡适专门提及章太炎为“古文学代表”，以为“虽没有人，却还有点我，故还能在文学史上占一个地位。但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几乎将章太炎同样看成是“诗界革命”的真正身体力行者，故而能逆反超拔曾国藩等人倡导的晚清宋诗派。
钱仲联接续胡适的观点，认为“章炳麟是第一个大张旗鼓起来反对宋派诗的近代诗人”，对宋诗“深恶痛绝”。确实，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辨》曾说“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只是，需要我们注意，钱仲联与胡适的论点有别，认为“章炳麟反对学宋，不是出于创新，而是以为‘宋世诗势已尽’，因此他自为诗，只是走学汉魏的道路。”正是如此，钱仲联以为胡适判定章诗“全是复古的文学”，似乎有断章取义之嫌。由“复古”与否的判断，可以见出二人批评的立场有别：胡适传播新文化，提倡自由书写言情的白话文，主张抛开语言高度凝练的旧有民族诗文形式，而钱仲联自幼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代接受国学教育，有着民族文学本位意识，能对古体诗歌持有欣赏同情，发现章太炎诗歌中的开“新”之处。
关键是章太炎本人如何看待己作？1929年夏，章太炎有《长夏纪事》一首，自我评价为：“皆附故事实，故反多新语。因自来水无名可施，以《释水》‘泉一见一否为瀸’，即以名之。此诗略脱窠臼，虽然不追步陶、谢，恐与苏黄作后尘。”诗人有着清醒的自我定位，努力创新，故1928年他作五言诗一章，却发现“袭杜韩成格，亦无以见奇也。”看来章太炎先生十分强调“创新”，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那么，为实现“新”，诗艺方面有哪些特点？姚奠中先生看到，章太炎古体诗和近体诗，似乎有着相异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色。如果说情性和风骨乃古诗的追求，而“活剥”则为律诗近体的创作手法。姚先生认为，“活剥”一词，为鲁迅首用，指创作诗作时，将前人诗句改换部分字词，保留原来的格律和句法。如章太炎有句“汉阳钢厂锁烟霞”，正点化自李商隐《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又如：
袁四犹疑畏简书，芝泉长为护储胥。徒荣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饶夏有才原不忝，蒋张无命欲何如。可怜经过刘家庙，汽笛一声恨有余。
活剥李商隐《筹笔驿》，以讽刺黎元洪。姚奠中先生还举出另外几例，表明章太炎乐于此道。另外，还有《九日》首句“国乱竟无象”活剥王粲《七哀诗》之“西京乱无象”；《闻广东毁文庙》“万物本刍狗，天地非不仁”活剥《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唯活剥，亦有翻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与宋人所言点石成金、脱胎换骨的点化方法相近。只是，鲁迅使用时，略带点讽刺意味，表明缺少创新，剽窃他人原创。在此，笔者还想指出，诗中诸如火车、刘家庙和汽笛等“新”词，与《长夏纪事》中的自来水一样，皆章太炎沾沾自喜者，恰好反映出晚清时候很多诗人创新之法，即嵌入大量新名词、新用语，以彰显诗人的时代特色。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人的诗学主张，即从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等人开始，喜欢运用“新”语入诗，至苏黄则蔚然成风。这两点似乎说明，章太炎近体诗，尤其是律诗，注意运用宋人总结的艺术手法。胡适所见，仅为《太炎文录初编》，由《国故论衡·辨诗》所言牵着鼻子，无法看到章氏“近体诗”沾染着“宋诗派”气息。毕竟，章太炎晚年诗友，多有靠近宋诗派的人物，如黄节、苏曼殊、黄人等，甚至陈衍等人本身即为宋诗派悍将。
古体方面，章太炎更加醉心者，似乎为“风骨”，以吟咏“情性”。1928年他创作有《寒食》一章，写信问弟子黄侃“未知风骨如何？”看来，他最为关注者，乃诗中“风骨”，故心目中的榜样，为建安、陶谢。对此，前人研究已有详细分解。如姚奠中先生作为章门弟子，依凭个人记忆，所见较为丰富，《试论章太炎先生的诗》（1992年）一文，论述颇为全面而公平，指出章太炎论诗，“首主情性”。章太炎自己也曾坦诚，“余亦专写性情，略本钟嵘之论，不能为时俗所为也。”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更认为只有汉代诗歌“主情性”而晋宋以下不足取法，又说“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确实，章太炎写诗，多能立足“言志”，应该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之类的晚清创新诗风相联。于是，论者多以为古体诗方面，章太炎选用的艺术手法，则与近体诗有所不同。近有李文《章太炎诗文创作及人格精神的魏晋渊源》一文，从用语、句法和典故等方面详细考察章诗的“魏晋”风貌，尤其是与魏晋诗文之间的关联，颇值得参考。该文指出：“从章诗的词语、句式、用典、意象以及风格气象等各个方面，无不可以看到章太炎对魏晋诗歌与文化传统的吸收、借鉴与发展。”通读章太炎古诗会发现，他敏锐捕捉汉魏诗歌的语言特征，从中撷取常见的迭字（如萧萧、灼灼）、词语和发语词（如去去、一何）进入己诗，加上汉魏诗中的句式（我本、何能）、句法（如顶针格），更有内容和章法结构，风格接近汉魏之诗，读来质实有力，取得较高艺术成就。李文涉及的材料，仅限于部分已有注解的文本，且有所误解，如以为章太炎反对用典。殊不知章氏早期很多诗作，典故颇多，给读者造成极大阅读障碍，以致有人批评说文辞古奥而湮没了革命思想。退一步而言，李文本身有部分内容，讨论章太炎诗歌用“魏晋六朝人物典故”，恰好说明章太炎喜欢将己作放到更大的互文语境之中。
诚如姚奠中先生尝言，章太炎诗歌十分难读，原因主要有三：多用《楚辞》和汉赋中的生僻语句，古奥难懂；运用两汉、六朝故事，尤喜使用《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典故；时代隔阂，很难追索作者的“当时”用心。这些皆表明，章太炎诗歌洋溢浓郁的“文人”气质，常用祢衡、梅福、杜根之事，而非彻底的直寻自白，甚至他受人推重的古体诗歌，创作中同样喜欢“化用”、“模拟”和“用典”等艺术手法。这些恰为诗人寻觅得来的创“新”的重要手段。或许可以说，“活剥”之法，一直贯穿着整个章氏诗作，古体或旧体皆为书写“情性”服务，维系着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我”。正是如此，诗作成为我们理解章太炎生命、思维、情愫的重要管道。要开启这扇大门，尚需细致的注释工作来接引读者。
四
文学史书写，往往基于叙述者接触的文献资料和持有的研究视野，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面貌和风格。由于章太炎诗歌的收录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能就《太炎文录初编》中的古诗来评述，多以为他主张“复古”汉魏诗风。加之时代风云变幻，人们对研究对象的关注，也会表现出“偏见”。近现代之间，新文化、新生活可谓整个社会的根本动向之一，“革命”大潮激荡着一切，人们评判章太炎诗歌，比较注重表彰他反对“宋诗派”的诗歌写作，以及言传革命精神的创作，忽略近体诗的艺术成就。这样的偏见，传染流行，更成为长期以来人们看待章太炎诗歌的基本观念，而各种值得用来商榷的话题，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下，等待新的浪潮卷到面上。
上述几个问题，就是因为文献和视野原因，至今有着颇为矛盾的回答，警惕我们反思拷问几乎等同常识的认知背后，往往隐藏着断裂和盲区，需要以更加全面的文献爬梳、更加多样的观察视点，面对我们认知的文学现象，进而探索原有盲点的造成原因。就像是阅读侦探小说，找出真凶固然令人趣味盎然，寻绎犯罪的心理动机则更让人确定自我的认知能力。当我们发现章太炎诗歌研究中产生“难题”的原因，总能有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全知全能视角的观看之乐，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些钥匙，更加能感知到章太炎生命的丰富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