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爱情是贯穿始终的一大主题，但真正能达到这一水平的作家却廖若晨星，有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冯梦龙、曹雪芹和蒲松龄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他们都以人性解放为旗帜，用他们的作品对文化心理结构的缺陷作了弥补，关汉卿正是这一哲学文化思潮的开创者和先驱。
最充分地反映关汉卿非理性倾向的作品是他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和[大石调·青杏子]《骋怀》等套曲，这两篇自序传性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奇文。《聘怀》记述了作者流连于秦楼楚馆，纵情于诗酒声色的放荡生活，流露出对人情冷暖，世俗浇漓的愤激情绪，显示出他那傲岸不群的卓异个性。
《不伏老》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所作的盖棺式总结。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并决绝地宣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小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是对传统道德观念“太上立德”、“修齐平治”的针锋相对。
关汉卿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宁愿为全社会所不齿，也不愿意虚伪地活下去。如果说马致远、王和卿、睢景臣等曲家分别是以避世、笑世和骂世来呈现其愤世情绪的，那关汉卿强烈的愤世疾俗情绪则是以玩世不恭，浪荡人生的亵渎态度来表示的，玩世的背后是愤世到极端的表现。
由于人本主义意识构成了关汉卿思想的一个层面，在他的一些戏剧作品中，产生了不同于原来古典主义的艺术新质，这就是对类型化的突破，是个性化的创造和戏剧冲突的性格化。《调风月》的主人公燕燕就不再是类型化的人物，而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典型。她自始至终处在性格内部的矛盾冲突之中。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是燕燕性格内在冲突的动力和内容，是贯穿整个性格的线索。
从这个典型身上，可以看出作者的审美注意力，由对人物外在行动的观察转向对性格内心矛盾的审视。他不再满足于把人物写成一个平面的、道德的类型化载体，而要写出具有灵魂、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关汉卿既是伟人，同时又是一个凡人，他思想中存在着平庸的一面。《陈母教子》是一本封建教化味道很浓的科举功名剧。可是人们总要怀疑或否认关汉卿的著作权，认为与“不屑仕进”的关汉卿不符。他的传世杂剧中，还有五、六本都出现了走科考之路中举成名的正面人物。从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对功名科考的艳羡欣慕态度。
例如《窦娥冤》中出现了穷秀才窦天章中试情节，就不是生活的现实，而是作者心理的现实。从剧本袭用的本事“东海孝妇”的时代说，汉代还没发明科举考试，关汉卿生活的元代初年，又取消了科举制度。这表明在他的深层心理中潜在着对科名的强烈冲动。在《拜月亭》《金线池》《绯衣梦》《谢天香》等杂剧中，反复出现的科举中式大团圆的“白日梦”，那就只能说是作者“愿望的达成”了。关汉卿既然能在别的作品中做一些零碎片断的科举梦，集中起来在《陈母教子》等剧中做一场完整的白日梦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