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著名的出使者玄奘、鉴真和义净，既是三个“大和尚”，又在他们的留学、传教和翻译著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大唐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
记者/驳静
《玄奘负笈图》
归来的和尚645年正月，也就是唐太宗十九年年初，长安城正在迎接一个人的回归。
这个人是远行印度、留学整整19年的玄奘。他走的时候，李世民尚未继位，等他回来，贞观盛世已颇具气象，长安是另一幅面貌了。而迎接者是房玄龄。唐太宗将迎接、安置玄奘的整个项目指派给了他这个得力的左右手，叮嘱他，要盛大。如何盛大？房玄龄决定公开展示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佛像和其他重要的旅行纪念品，将它们游行一大圈，最后都送到弘福寺收置。所以朱雀街数十里，“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都围挤在街面，烧香、撒花，看新鲜归来的和尚。
一面是朱雀街的繁华热闹，一面是玄奘心里头的清冷。他没有跟着大部队一起英雄凯旋般巡游，接受大众仰望，而是独自一人在官舍安坐。道宣的《续高僧传》里写过一句，说他“独守馆宇，坐镇清闲”，原因是“恐陷物议”。
在玄奘回国后的各项活动中，这幕开场是“缺席的开场”，人人热议，主角却不在现场。不过这个选择只是玄奘过人情商的一次小型展示。实际上玄奘刚刚回国，并不了解局面，但他知道的是，三国的魏就有著名的中国西行取经第一人朱士行，汉朝开始，中印两国就有僧人互相来往，所以他这一趟出国求经不是什么前无古人之事。实际上也后有来者。与玄奘同时代且同获得“三藏”称号的，还有义净。后者算是玄奘之后唐朝影响力第二的僧人，可与玄奘并称为“唐朝归国二僧”。他走海路到达印度，一去就是24年，回到中国时，“天子亲迎”，这个规格比玄奘当年倒还更高。
玄奘归国后给自己的任务很明确，他要翻译带回来的经书。留学19年，玄奘带回国经书数目为657部，翻译它们是浩瀚的工作量，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比如他最看重的《瑜伽师地论》，这是玄奘出发前心里列下的书单之一，当他终于到达西行终点那烂陀寺，跟该寺住持戒贤法师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这本书的梵文原文有四万颂，汉语译佛经，一般会把一颂译成四句，仅这一部，就有16万句，100多万字。657部经书，从何下手？玄奘借助“译场”形式，即，从全国征集网罗一大支僧侣队伍加入翻译班底，用优秀人才博取高效准确的翻译成果。无疑，这需要国家协助。
但是唐太宗对玄奘的首要诉求却不在翻译佛经。或者说，作为支持佛学事业的交换，唐太宗急需玄奘留学19年期间获得的第一手“西域风土见闻”。
见闻也不是猎奇意义上的观光见闻，除了物产和风俗，唐太宗更急于了解的是国家形势，幅员、人口、农商贸易、语言文字，方方面面的资讯皆是珍宝。特别是，玄奘归国当时，唐太宗正带兵在洛阳，应对突厥侵犯。从隋末开始，突厥便兴风作浪，李世民和其父高祖李渊都曾称败于他们，所以在太宗心里，这块心病当然是尽早除掉为好。
玄奘归来当天，驼着大量印度珍宝的马队被强势围观、膜拜
游记作者玄奘与唐太宗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他归国后的第二个月。
史书对一僧一帝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记载得非常详细，读来令人感慨之处在于，你会忍不住假设，玄奘当时倘若能以官派外交官身份出使西域，其才能恐怕绰绰有余。比如，原本尴尬的一件事是，玄奘出发前曾提交过出国申请，这份申请究竟有没有交到皇帝手里不得而知，总之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传颂后世的玄奘西行，包括后来盛大的回归，都始于“偷渡”。
纪法严明，偷渡固然成功，不回来也就罢了，既然要回，当然要思考“如何安全回国”的问题。所以玄奘643年从那烂陀寺动身，进入唐朝边境前，在于阗国（今塔里木盆地南沿）作了一段时间的停留。停留期间他做了重要准备。他给唐朝皇帝写了一封信，直陈自己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他在信中除了简述自己西行纪要之外，还特意解释了自己为何到了边境还不立刻回家。总之这是封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信。
寄出信后，玄奘在于阗一边等待一边讲经，八个月后，唐朝的使者到了。使者带给玄奘一封正式公文，公文大意是，法师留学多年，终于学成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对罪责之事只字不提。这算是玄奘与唐太宗的第一次交手，看上去皆大欢喜。在往后的日子，太宗与玄奘这个佛教精神符号之间，还会有很多次交锋，一位老板和他颇有人气的下属之间那种机智交锋。但截止公文送达时，二人尚未见面。
玄奘回到长安后不久，就动身到洛阳去拜见唐太宗。在这次类似于求职面试的会面中，后者劈头就问，“师去何不相报”，当年走的时候，怎么没向我报告一声？如果你是玄奘，听到这种开场白，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在一万种表达委屈、发泄愤怒、告大状的可能性里，玄奘选择了最智慧的一个答案，他说自己当年离开时“已再三表”，但没说将申请书交给谁了，没有得到允许，怪不得别人，而是因为自己“诚愿微浅”，诚心不够。
一个是殚精竭虑希望开展佛学事业的和尚，一个是志在开拓疆土的帝王，在你来我往的交谈里，两个聪明人起码明白一件事：他们可以达成亲密合作关系。
一年后，玄奘就为唐太宗献上了《大唐西域记》共12卷。既写到了他踏足过的110个国家，也有他耳闻的28个国家。在献书附上的奏表中，他并不谦虚，他说前人出使，“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而他自己这本记录，“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地，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葱”是唐朝对帕米尔高原的称呼，“葱外”就是唐人心目中的西方了。
佛学大家之外，玄奘为人处世颇为圆滑。我阅读玄奘的资料，看到他西行路上，每至一个国家，似乎都能受到或是大法师或是国王的极大礼遇，甚至像高昌国国王愿与他结拜为兄弟。“他的名气到底是怎么传到他们耳中的？”我把这个疑惑抛给浙江大学研究东亚宗教文化的孙英刚教授，他说：“后人了解到的玄奘西行经历，全是从他的《大唐西域记》里来的，实际上并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证实。”
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过一段他与印度戒日王的对话，说戒日王询问他《秦王破阵乐》的内容。它是唐朝歌颂李世民（“秦”是李世民登基前的封号）的一首乐歌，孙英刚认为这段记录可存疑，可能是玄奘杜撰出来讨好李世民的。
这部书，当然是唐太宗敦促下完成的，同时也是玄奘的政治觉悟。全*载了不少所到国家的百姓、士兵以及牲畜的数量，活脱脱一本“项目结案书”，只不过作为甲方，唐太宗在项目启动时并没有出经费罢了。
另一位求学僧义净，更勤奋，他传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在他归国途中完成的。
季羡林在他的《佛教十六讲》中，将义净的这两本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外加东晋时代法显的《法显传》，并称为古代僧人游记中的“三足鼎立”。史学界也都认可这三本书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印度古代史的研究。季羡林提到，印度民族不大重视历史记述，本国人民想要认真研究本国历史，常常需要乞灵于外国人写的书。
玄奘这本《大唐西域记》，内容丰富翔实，当时的确填补了唐太宗对西域的求知欲。当然，并没有谁能说得上来，玄奘留学期间有无记日记的习惯，但玄奘回国后凭借回忆口述出来的这本书，的确对后世尤其是印度这个国家追踪历史意义非凡。季羡林曾评论此书，“对地理学的贡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义净的两本书则是后继者。
早在19世纪，西方逐渐发现中国古代僧人所著原来是研究历史的巨大宝藏，开始翻译成法语和英语。中国人爱作史，也爱写游记，虽然不时有官派使者进行外事活动，但在纪录文明与地理的层面，还没有超过玄奘和义净两位僧人的。
西安大雁塔广场的玄奘像（张雷 摄）
翻译家启动时未出经费，不妨在项目结束后给予补偿。唐太宗给玄奘的补偿便是全力支持他的翻译事业。
玄奘交了《大唐西域记》这个大作业后，马不停蹄地开始组织人手搞翻译，这才是他心心念念要开展的大项目。40年后的义净，甚至在回唐归途就开始书案工作了。这两位唐朝佛经的大翻译家，在佛教文化的推广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义净跟玄奘年纪相差33岁。645年玄奘回国时，义净正好10岁，但是已经是有3年工龄的小沙弥了。到了他36岁那年，义净完成了第一轮国内旅行，决定把活动范围拓展到西域。不同于玄奘走的丝绸之路，义净走海路，先是在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和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学习了将近两年的梵语，这才继续深入往西，到达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并且在这所玄奘当年西行终点处的寺庙里一住就是10年。
东归返程，义净是按原路返回的，所以又到了最初停留的室利佛逝，这回他在这里停留了6年。等到他最后决定回洛阳时，已经是695年了。武则天领着百官出城迎接，唐朝上一次如此隆重的迎接一位游学僧归来，恰好就是半个世纪前。
玄奘最初西行，是因为当时的佛教理论互相之间有分歧，他渴望读到梵文原本，理清谬误。所谓“真经”，其实就是原典。所以，从出发的时候，就注定了未来的翻译工作。
玄奘在弘福寺工作，这期间的玄奘俨然一位项目经理，带领20余名僧人统领一本接一本的佛经翻译项目。并且这些僧人各司其职，比如大家熟悉的辩机，工作岗位就曾是“证文”，此外也有“证义”“证梵语”的，“正字”“润文”的，“监护”的，分工极为明确。
玄奘采用的“译场”并不是他原创，早在东晋时期，道安和尚就开始用这种集体合作的方法搞翻译。到了玄奘，因为他本身双语都精通，可以把具体工作分配下去，自己担任总编辑，当然最重要的是制定翻译原则，究竟是意译还是直译，究竟在梵译中时可以做多大程度的省略，都是玄奘在把控。
李氏王朝上下实际上对佛经翻译工作非常支持，太宗去世、高宗继位，都没有影响玄奘持续热烈地开展翻译工作，义净所在的武则天一朝更是佛法大兴的时代。在译场当中，除了僧侣、监护和润文，其他通常都是官员，也就意味着是熟读经典的饱学之士，皇帝自己有时也会出场。
玄奘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翻译，晚上有时还会受皇帝召见。与君王谈叙，是玄奘回到唐朝后的重要日常。玄奘一面希望权力助力自己的翻译事业，比如请太宗给《瑜伽师地论》作序，一面又需要拒绝他提出的“还俗辅佐”请求。
义净的译场，场面恐怕更大，记载中时常出现光是“润文”就有20余人的情景。
后人统计玄奘回国后的19年时间里，翻译的佛经达75部。义净翻译的经典数量也非常大，大约有50万颂。这些中文译本，出自精通两国语言的高僧之手，无论是语义还是文采，都使它们足以传世，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被转译成其他文字，在传播链条上继续延展，充当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玄奘和义净一生的写照，完全可以概括为：译万卷书，走万里路。只不过前半生走路，后半生译书。一个史学界并无严格定论的趣味点是，玄奘还在李世民要求下翻译过《道德经》，没错，这回是中译梵。这背后固然有“佛道之争”的问题，单看唐太宗给玄奘增加的额外工作量，还是能感知到某种“大国自我认同”。“官方信仰”为道教的李氏王朝，想借助佛教的影响力，输出一些所谓的“本土文化”。据称，玄奘迫于压力，终究还是译出了梵语版的《道德经》，这本书是否传去印度却不得而知了。
唐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倒真的在两国僧人不断互访、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