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完成
就一篇墓志铭而言，其基本生命周期是一样的：从行状到纸上，从纸上到石上。石上墓志铭随死者一起埋入地下，待若干年后重返人世。因为石上墓志铭不能很快进入阅读程序，故其价值的实现，主要依靠纸上墓志铭。纸上墓志铭的客观载体形态已经相当完备，但由于未经消费，故不是最终形态。纸上墓志铭是如何进入石上的？它进入石上，发生哪些变化？对此问题，我们可从以下几点考察。
（一）填讳的完成：填讳，本谓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请人代写其祖先名号。填讳，也称题讳。清钱大昕《题讳填讳》云：“《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岘所书，碑末有‘表侄河南府参军张平叔题讳’十二字。题讳，即今人所云填讳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赠曾祖诗》，末题‘通郞田橡填讳’，是宋人已称填讳矣。”《徐浩碑》一般认为是现知最早明确出现“题讳”字样者。
古人对是否要填讳，填讳的合法性，填讳的意义，已经产生异议，且尚无定谳。一种意见认为行状、墓志铭中为先人避讳合于礼的规定，不避讳是对死者及其先世的不尊重。一种意见认为“临文不讳”古已有之，墓志铭中留讳待填，不是古法，而是一种陋习，不可取；墓志铭的价值本即在于为死者及其先人后代扬名后世，空其名不书，与初衷相悖。一种意见认为，墓志铭的讳，可填可不填。今各略具文例以论。
认为必须避讳者，如清秦瀛载：“先考殁，余窃用其例，于先代世系、名号，并详述之，而从先考之所称。或者病焉，曰：文家体例，当以韩、欧为法，兖公之表泷冈也，以皇考称崇公，而于祖考则称皇祖考，于曾祖则称皇曾祖考，皆兖公之自为称，而不从崇公之所称，‘刃’皆不书名讳。今人于行述内，既直书考之名讳，而于考之曾祖、祖、考名讳，则又从考之所称，而直书之，不亦悖于礼乎！震川归氏撰《先妣行略》，于妣之祖称外曾祖，于妣之父称外王父，此于妣之祖父且然。盖韩、欧遗法也。”秦瀛不避家讳，遭到别人的严词申斥，于此可见一斑。
清卢文弨《群书拾补》
认为不必避讳，应该直接写出讳字不留空。此论又分几种情况。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怪神第九》：“今人作父、祖行状，空其名，请他人填讳，出于近世，非古也。或遂有不填者。本欲扬名，而反深没其名，即并世人尚有不尽知者，况后世乎？此甚不可也。然劭屡斥祖父名，亦所未安。”指出行状之类本为扬名，避讳不出现名字，反而会深没其名，但屡斥死者名也不可取。清叶奕苞云：“汉人碑文，云某君之孙、之子，不著祖父讳。隋唐以后，率书之，如陈子昂、颜鲁公、白乐天序先世名并不加讳字。窃笑今之人，事事不及古，而状祖父行略，必属戚友填讳。偶得宋人《黄裳墓志》，乃其孙中美所撰，末云：‘壻进士吴容填讳’，在光宗嘉定之三年，此风固已久矣。”认为填讳乃隋唐以后陋俗，非古不足法。又曰：“东方朔《七谏》恐犯忌而干讳，故命名者不以国，不以山川等，使之易于为讳。《礼》有‘卒哭乃讳’之文，以见生者之不必讳也。故生曰名，死曰讳。颜氏云：‘名终则讳之。’冯巡为常山相，见无极、白石两碑，与此碑同为光和四年立，而称巡曰‘讳’，何耶？今人状述先世事迹，至不敢填讳，而用达官显者填之。其文愈密，其情愈伪。要自此碑开其端耳。然汉碑中之生称讳者不一，或当时习俗然也。”以为子孙述先世事迹不敢填讳，不是出于真情，对当时填讳之风甚为不满。
认为填亦可，不填亦可。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十一有“不可亦可类”条云：“填讳非礼，而周益公行之。今人作祖、父行状，末书某人填讳，未知起自何时。大抵六朝讳亲名过甚，后人遂因而附会之；且必求一显贵之人，为之列官称爵而填之，非礼也。按《曲礼》卒哭乃讳，盖葬而虞，虞而卒哭。虞之前，事死如事生，故不讳也。《檀弓》曰：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曰：舍故而讳新。亦卒哭乃讳之义。今人立行状时，未葬未卒哭，又何讳之填！《丧服小记》：书铭，自天子达庶人一也。男子称名，妇人称姓。《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故以旌识之。名可书于旌，独不可书于行述乎？今妇人状，亦书填讳。妇人有氏而无讳，又何讳之填乎！况子贡、子思称仲尼，子路称孔邱，乐正子称孟轲，屈平称皇考伯庸，《春秋》称臧孙纥，《论语》称杞不足征，不在其位；《诗》称亶父、公刘，‘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曹志为植之子，而上表称干植无私；杜甫父名闲，诗中不讳闲；《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谈，谈生迁；李翱《皇祖实录》曰：公讳楚金；《颜氏家庙碑》曰：公讳惟贞，字叔坚；陈子昂作父墓志曰：公讳元敬。皆自填讳也。以上诸说，汪蛟门先生言之甚详。余按周益公集，《跋王左丞赠曾祖诗》，末书‘通真郞田橡填讳’，则填讳之非，由来久矣。”
但留讳不书，毕竟是多数墓志铭的做法。而由纸本进入石本，讳字则有不少填写上了。庾信集中《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夫人讳某，字某，本姓陆；石本作“夫人讳须蜜多，本姓陆”，校勘记云：“原石作‘夫人字须蜜多’”，亦误。宋李觏《宋故朝奉郎尚书都官员外郎上骑都尉赐绯鱼袋陈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某，字某。”石本作“公讳肃，字仲容。”此类甚多，不具。
还有一种情况是：纸上已经填讳，却填错了，或者名、字有缺。韩愈集中《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君讳蕃，字陈师。而石本作：“君讳蕃，字师陈。”汉代有陈蕃，可知苗氏取字来历。尽管马其昶说“汉有陈蕃，故蕃字‘陈师’”，也大体可以说得通，但究竟石本的“师陈”，要优于纸本的“陈师”。柳宗元集中《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云：“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媛”，石本作：“唐故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蹈规，字履恒”。不但名不同，而且增加了字。清代梅曾亮集中《资政大夫户部侍郎总督仓场毛公墓志铭》：“公讳树棠，字芾村。”石本作：“公讳树棠，字荫南，号芾村。”改正原字为号，增补其字。
（二）志主家世的完善：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虚中，字常荣。其十一世祖沖”，马其昶校注曰：“旧注云：据《元和姓纂》，虚中乃沖八世孙。”旧注已经发现十一世与八世之间的较大差异。而石本作：“其七世祖沖。”无论七世祖还是八世祖，都要比纸本的十一世善。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指出：“计世之法有二焉，一连本身，一不连本身。唐代用后法者多。”则石本“七世”显然善于十一世，“十一”恐为“七”之形近而误。韩愈文又云：“娶陈留太守薛江童女。”石本作：“娶尚书左丞薛邕妹。”本来，纸本、石本所言角度不同，可以两存；但墓志石末有云：“妻兄卢礼源书文”，卢姓与薛氏已不同族姓，所谓妻兄，当为后妻之兄；后妻之兄书文时改文，乃是为了提高志主李君知名度，盖李虚中原配薛氏之父虽为陈留太守，不及薛邕官职（尚书左丞）高。柳宗元集中《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祖曰太子右赞善大夫环……藏简祖曰某官鲵。唐兴，中书令仁师议刑不孥，其二丗大父也”，石本作：“祖曰太子左赞善大夫环……祖曰太常寺太乐丞鲵。唐兴，中书侍郎平章仁师，议刑不孥，其五丗大父也”，右赞善大夫被改为左赞善大夫；某官，具体改为太常寺太乐丞；崔仁师的官职也变了；二世改为五世，是合理的，从唐初至中唐，崔仁师不可能仅为崔简二世祖。左赞善大夫，在崔邕所撰《唐故鄂州员外司户薛君墓志铭》中，得到验证：“大父太子左赞善大夫环。”唐独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参军李府君墓志铭》：“曾祖道立，尝典陕、济、陈三州刺史”，而石本作“曾祖道立，尝典隰、齐、陈三州，封高平郡王”，三州刺史即有二州不同。唐颜惟贞《朝议郎行雍州长安县丞上柱国萧府君墓志铭》：“父温恭，修文馆学士、渝州司功参军事。”石本作“修文馆学生”，从下文“誉光黉序，位屈巴宾”看，当以“学生”为是。宋王珪《贾黯墓志铭》：“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邓”，国家图书馆藏墓志拓片作：“自君之曾祖始徙于穰下”，穰下虽属于邓州，但下文云：“今为穰下人”，则石本善。宋曾巩《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曾祖考宣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湛，高祖吴越文穆王元瑶。”石本曾祖名作“谌”，“高祖”后有“考”字，与前文一致。梅曾亮《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冯君墓志铭》：“先世自顺治时移黄陂，籍于商城”，石本作：“先世自黄陂移籍商城”，亦与纸本不同，相对完善。
（三）志主事迹的增补修正：石本交代的墓志事迹，可以增补纸本之不足。庾信《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夫人……吴郡人也。”石本作：“吴郡吴人也。”吴郡，郡；吴县，县。后者比前者具体。唐李翱《故河南府司录参军卢君墓志铭》：“八月癸酉”，石本作：“大和元年岁次丁未九月庚申”；“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钱二千，僦人与司录养马”，石本作：“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钱□僦人与司录养马”；“前司隶皆然”，石本作“前司录皆然”，考上文“及为司录，始就官，承符吏请曰：‘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钱二千，僦人与司录养马’”，故当为“司录”。宋王珪《贾黯墓志铭》：“益州推官乘泽，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还，铨吏不为领文书，泽始去发丧。若是岂为孝乎？”叙述志主事迹，而“若是岂为孝乎”一句与前文不属。考石本则作：“益州推官桑泽……既服除，且求磨勘。君言：‘泽与其父不通问者三年，借非匿丧，若是岂为孝乎？’”不只益州刺史之姓改为桑，“若是岂为孝乎”前，有“君言”等十六字，事件清晰。清梅曾亮《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冯君墓志铭》叙述冯德峋事迹，其中，“补河间府泊头通判，领四县堤工”，石本作“民以贼党四匿，惊恐乡煽。君每夜巡曙归，民得安寝。滹沱、官渡为行旅患，榜于舟‘过车钱若干’，违者杖。得溺人而夺其金者，罪舟子如律。任三年，旅人大安。二十三年，建礟台天津，事创行，无谙者，乃令权天津同知，董其役。寻补河间府泊头通判，领四县堤工”，补充了治上的具体事迹；“道光二年，河决东光”，石本作“道光三年，河溢东光”；“总督那文毅公设局捕盗，君主之”，石本作：“总督那文毅公患多盗，于按察司署设局捕盗，君主其局”；“寻蹑四出，盗不加少，人务见功”，石本作“四出寻蹑，逮捕纷纭，而盗不加少，今一切以多获盗谳盗为优，人务见功”；“后权宣化府，兴吉士类”，石本下有“丁母忧，服阙，以原官用直隶。讼多旗租，执词缴绕。君履亩定议，狱不再兴。及它狱至省者，多君所谳定。十八年，权知宣化。治民余功，兴吉士类”54字；“是科取一人王生”，石本作“郡久无举乡试者，至是举一人王生”；“屡折疑狱”，石本有“民情大欢，群上请借君补是缺。君驰骑谕止。上官为缓君去者数月”26字；“二十六年三月卒”，石本时间具体到“三月一日”；“君久习民事”，石本作：“君性孝友乐易，少习制艺，应乡试，得而复失。工书。好古图籍。于钱帛不计较于人。大吏以君之习于民也，盘错之事，归劳于君。官工军兴，竭蹶支应，不以自难。而非道求进，则恬然不屑”；“官直隶四十年”，石本作“仕直隶后几四十年”；“通判州县任，凡十六七”，石本作“通判州县任，凡十六七年”，意思大不相同。这篇墓志铭，石本记载的志主事迹，远比纸本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