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志主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的具*代：庾信集中《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建德元年七月九日，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归葬长安之北原”，石本作：“建德元年岁次壬辰七月辛丑朔九日己酉，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归葬长安之北原”，卒时更为具体，葬时则略异。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男三人：长曰初，协律”，石本作“长曰初律”。柳宗元集中《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以叔舅命归于薛”，叔舅为谁，令人不知；元刊本“叔舅”后小字注：“子厚自谓”，才有所交代。而石本径作“以叔舅宗元命归于薛”，清晰无疑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石本作：“元和十三年五月廿八日”，考崔雍《唐故鄂州员外郎司户薛君墓志铭》，薛巽“（卒）以元和十五年后正月三日……夫人博陵崔氏，先君二岁，弃二子于武陵”，石本是。“年若干”，石本作“享年三十一，归于薛凡七岁也”，“某月日，迁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石本作：“十月甲子，迁柩于路；其明年二月癸酉，祔于墓”；“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张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罗尼，丈夫子曰某” 石本作：“丈夫子曰老老……妻之子女子曰陁罗尼，丈夫子曰那罗延”。颜真卿《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杜公墓志铭》：“夫人……与子杨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石本作：“夫人……与子肃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其子名换了，表面看似乎无关紧要而可两存，其实，可能涉及到其人去世后家庭嫡庶之争。独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参军李府君墓志铭》：“乾元二年某月日寝疾，终于扬州，春秋若干，某月日，权窆于衢州。……公殁后十有二载……由是大历九年夏四月二十七日，公长子居介，及居佐……奉公之輤柩，归葬于洛阳先使君夫人宅兆之侧……故作铭以刊之于石。”石本作：“乾元二年六月十六日，终于润州，春秋五十。七月十六日，权窆于衢州……公殁后十有六载……由是大历九年夏四月廿八日，公长子居介，支子居佐……奉公之輤裧，归葬于洛阳清风乡北邙之南陲，申报幽路”，时间具体化，还有变动，纸本子嗣居佐的身份未定，石本居佐为支子则明确，归葬地点也异。曾巩《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葬于其岁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军西城之某原”，石本作：“葬于十一月之庚申，墓在南康军西城之北原”，时间、地点都有清楚交代。梅曾亮《翁母张太淑人墓志铭》：“乃以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卜葬于虞山西鹁鸽峰下”，石本时间具体为“九月二十一日”，地点为“白鸽峰”。同人《资政大夫户部侍郎总督仓场毛公墓志铭》：“女孙一”，石本作“孙二，女孙一”，增补了两名孙子；“求铭”，石本作“曾亮为之铭，而归以葬”，无“求”字，作铭者即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
至于自撰墓志铭，必撰于作者生前，为纸本，其撰定之后至卒后信息，纸本皆无，有待于他人之补充，“刻于石上的自撰墓志主要指家世科第和生平履历由作者自撰，而卒葬月日以及死后赠官等生前无法预知之事，仍由家人或后人填补”，如千唐志斋所藏卢载自撰墓志，卢载自撰墓志后又活八年，志末由其侄补记；崔慎由墓志的最后一段由其子崔安潜补述；薛丹墓志最后有一行文字，也是家人补述的内容。韩愈子昶自撰墓志铭，“而文中卒葬月日皆具，此殆预为文于前，而卒后孤子书石时增叙卒葬月日也。志于‘名某字某’之下有‘传在国史’四字，昶位不甚显，又无大功，国史亦未必为立传；即或有传，安能自知之而预书于志铭之首？且于上下文气亦不贯注，显系其子增入之语也。”其实，增加的不限于卒葬月日，还有葬所等信息。
03 石上墓志对纸上墓志的改变
墓志铭从纸上进入石上，完成了文本的定型（即使仍然留空）及生命的一半周期。但石上墓志铭在填空、增加的同时，也有意掩盖、遮蔽志主一些非善甚至恶的活动、事迹，篡改了一些内容，甚至与墓志铭撰写者本意相悖。同时，石本因为材质与纸张不同，因为书手及其他多种因素，在上石过程中另会产生一些非人为的改变。
（一）隐蔽、掩盖一些事迹或事实真相：为死者讳，为尊者讳，本为礼所允许，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石本墓志铭中，这些被讳言的内容，往往因为其未出现而不被人注意；人们也因为墓志铭的可信性而忽略志主或者其先世、后人的不善之处或者恶处。柳宗元集中《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言崔氏父简云：“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当世，其后，病惑得罪，投驩州。”而石本无“病惑”二字。所谓“病惑”，犹言精神失常、昏庸，这与铭文中对崔简的评价一致：“简之温文，卒昏以易。”昏以易，精神错乱。柳宗元在前后文中，对崔简的评价分别采用“惑”、“易”二字，这令人联想到《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所载“惑易”典故：“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故柳宗元这篇墓志所写崔简，是不是有惑易的真实事情发生，难以猜测，但病惑显然不是好辞，所以，在石本中不存在，精神失常之类心理疾病，被当作“恶”而隐去不书。隐蔽、掩盖事迹，有时借增加文字来达到隐蔽、掩盖的目的。元代虞集撰《张珪墓志铭》，其中关于延祐七年铁木迭儿*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之事，《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本皆作“铁木迭儿复为丞相，遂*平章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皆籍没其家。”而《元文类》本亦即上石之本，则作：“先是，铁木迭儿复为丞相，以私雠*平章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皆籍没其家。”表面上，石本增加“以私雠”三字，是对事件真相的揭示，比纸本更为真实。但实际上，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以私雠”恰恰是对事实的掩盖：“关于铁木迭儿*杨朵儿只、萧拜住、贺伯颜事，《元史·英宗本纪》载：‘铁木迭儿以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违太后旨，矫命*之，并籍其家。’又载：‘上都留守贺伯颜坐便服迎诏弃市，籍其家。’明确显示铁木迭儿此举是奉了答己太后的旨意。泰定帝即位后虽然为这三人平了反，但也只是将罪名全部归到了铁木迭儿头上，为答己太后讳饰。”同样，《元文类》本增加“英宗南坡遇弒、张珪密书迎泰定帝即位、泰定帝厚待张珪、张珪诛*铁木迭儿之子唆南等事共计389字”，这比虞集所写纸本墓志铭增加的近400字，一方面属于“实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张珪之过失，因为“泰定帝驾崩，两都之战爆发，文宗图帖睦尔最终击败泰定帝之子天顺帝阿速吉八登上皇位，从此直到元亡，泰定帝的正统性一直未被承认，连庙号也没有。张珪与泰定帝即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家族又卷入到了两都之战中”，五个儿子被*，家产被籍没，“至顺元年（1330），文宗以珪议立泰定帝，追怨之，又疑景武（按：张珪子）等附上都，复籍珪五子家资。顺帝元统初，曾受张珪知遇之恩的监察御史王文若奏：‘蔡国张公父祖再世积有劳烈，天历之初诸子横罹戕害，官籍其家。宜革正之，以为昭代勋臣之劝。’奏寝不报。张景武兄弟之死成为元中后期一大冤案，直到顺帝朝仍未平反。”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仁宗、英宗、泰定三朝，都全面否定武宗的朝政，而文宗乃武宗之子，顺帝为武宗之孙，即位后自然要否定仁、英、武三朝，拥立泰定帝的张珪及其五子，其遭遇可想而知。虞集的《张珪墓志铭》撰写于泰定帝时，但苏天爵编纂《元文类》初刊于顺帝元统二年（1334），众所周知，《元文类》本名《国朝文类》，据书前顺帝至正二年（1342）“皇帝圣旨”及中书省、江浙等行省相关官方文件可知，该书虽为苏天爵私人搜辑编纂，但成书后却被当作国家文献，以与《唐文粹》、《宋文鉴》等相抗衡，彰示有元一代风雅，“敷宣治政之宏休，辅翼史官之放失”，经过官方层层审定，而“去取多关于政治”。故这两处大的增加，其实是对顺帝朝廷行事的有意掩盖。
元稹《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
（二）对志主等人评价的改变：庾信集中《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言夫人卒后，“殿下伤神秋月”，石本此句前增加了对夫人的高度称赞之语：“夫人奉上尽忠，事亲竭孝，进贤有序，逮下有恩。及乎将掩玄泉，言从深夜，内外姻族，俱深节女之悲；三五小星，实有中闺之恋。”“铭曰”二字之前，石本再次赞颂夫人：“太夫人早亡，夫人咸盥之礼，不及如事。至于追葬之日，步从輴途，泥行卌余里，哭泣哀毁，感动亲宾。桂阳之贤妻，空惊里火；成都之孝妇，犹掩江泉。呜呼孝哉。”这些评价，不仅使“殿下伤神”不再空洞，也足以增加后人对夫人的积极认识。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八中有一篇《唐左千牛韦珮母段氏墓志铭》，近年洛阳也新出土一篇《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作者都是元稹，志主均是韦夏卿小妾段氏，吴伟斌先生详勘其六处主要不同：第一，标题不同；第二，称呼不同，即“段氏”和“夫人”之差异，这非常重要，反映出志主地位以及对志主的看法；第三，对志主先世的介绍详略不同；第四，评价不同，石本用“实命夫人主视之”，纸本“略去‘夫人’两字，仅作‘命主养之’”，而“‘主视’与‘主养’所涵盖的褒贬之义并不相同，区别明显，‘主视’者是主人身份，而‘主养’者，则显然是奴仆身份”；第五，石本称志主“不怨不偪”，纸本作“不怨不德”，“一字之差，一褒一贬，意在其中”；第六，石本铭文评曰“‘母以子贵，贵称夫人’，语义明确”，石本则作“‘母以子贵，贵必因人’，仍然在回避‘夫人’这一关键性字眼，‘贵必因人’一句，褒貶之义在句外。”六点不同，除了第三点外，其实都是对志主的评价在石本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改变志主评价的评价，不是简单之事，有时会引起志主家庭的反对。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宋人笔记等多记载此事，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盖是时，吕申公客尚众也。余尝于范氏家见此帖，其后碑载初为西帅时，与申公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即自刋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辨，不可，则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相，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亦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远如此。”这场争论，导致撰写者欧阳修对墓志碑志评价人物不再信任，其《集古录跋尾》九《白敏中碑》云：“其为毁誉难信盖如此，故余于碑志唯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未尝为据者，以此也。”“毁誉难信”，可谓深刻。
（三）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的改变：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还会因为材质的改变，而产生文本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单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书手书、刻时产生的错误，虽属人为，但非主观意愿如此。叶昌炽《语石》专列“碑文脱讹涂乙旁注一则”云：“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见一经幢，空至十余字。钱竹汀《跋齐州神宝寺碑》云：古人书丹于石，遇石缺陷处，则空而不书。此碑，及《景龙道德经》皆然。墓石或限于边幅，铭词之尾往往挤写，或改而为双行，甚有夺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率尔，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阙字，即补于当行之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补‘弃代’二字，初未详其义，寻绎碑文，始知此行‘悬瓢荷筱之士，离群弃代’，‘弃代’二字适当石泐，纬繣不明，此二字为补阙也。第十一行‘氤氲吐元气之精，及坚之又坚’，‘吐’字下、‘坚’字，皆微泐，亦于行下补刊‘吐坚’二字。尚有四五行补一字。类此，其笔法与全碑一律，决非后添。”这是说在墓石上刻写文字，遇到石头因纹理而裂开，无法刻字，就空而不刻，有时甚至会一连十馀个空格。有时恰巧空间不够了，就把结尾处的铭文挤在一起写（其实，还有开篇正文就挤写者，如《唐故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韦公墓志铭》，“首二行挤而不匀”），或者改单行为双行刻写，甚至漏写一二句。还有行中间缺字的，就在当行之下补上。又云：“碑志讹字、脱文，亦有涂乙。《萃编》《桥亭记》文中‘人获壹钱’，脱‘人’字，旁注。又‘乡老重书’，‘老’字，古人书碑不拘。又按《高湛墓铭》末四句‘昆山坠玉，桂树摧枝。悲哉永慕，痛哭离长’，‘离长’当作‘长离’，与上‘枝’字韵，刻石时未改正。《虢国公杨花台铭》：‘布衣脱粟，有丞相之风’，落‘相’字，旁注。《李光进碑》‘旬有八日’，‘八日’上衍者，字旁用点抹去之。”叶昌炽其实只列出脱字、衍字、乙字，而没有指出讹字。讹字在石本墓志中也较为常见，如唐周遇撰《唐故刘氏太原县君霍夫人墓志铭》，《授堂金石跋》指出“廿系文之韶矣”一句，“韶即昭之转讹”；而王昶进一步辨别：“志书‘世’字避讳作‘廿’，‘珉’字避讳作‘【珉缺末笔】’……‘皆生之矣’，‘之’当作‘知’，‘违裕若是’，‘裕’当作‘豫’，皆误字。”唐无名氏《唐处士包公夫人墓志铭》，“‘恩通己子’，‘通’当作‘过’；‘哀墓无容’，‘墓’当作‘慕’。”《唐魏州冠氏县尉卢公夫人崔氏墓记》结尾处，不但重复文字，且有颠倒、漏刻而他行补字，致使文意不通：“夫人无子，有女三人：长女陇西李安亲妻，中女陇西李又用妻，合祔之期，更俟他岁。无子，有女三人：长适陇西李安亲，次适陇，皆已吉终；季女荥阳郑遇妻，从夫家于秦，道路悬远，不克送葬，故西李又用，季适荥阳郑遇。惧陵谷之无常位也，故铭云：……”此类甚多，不具。
现代学者把因为刻写所造成的这些不同，称为“异刻”。墓志铭的异刻，含有二义，其一是杨克炎《北魏墓志中的同志异刻现象》一文所用，杨文所谓“同志异刻”，指“同一方志石，其上书写的文字，由于镌刻的原因，或更改镌刻方法，或变换镌刻工具，或由不同刻手镌刻，从而使其呈现有差别的形体、气韵、风格。”其二是徐冲所用，他在《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指出：“所谓‘异刻’，不是指在墓志定型化之后所出现的非典型或不标准的墓志，而是指在同一方墓志之内所出现的非正常刻写……这些异刻现象应该来自于墓志生产过程中的失误、变通、修补等负面因素，却也因此而留下了完美作品所不能呈现的标识。”包括九类: (1)左方留白；(2)志尾挤刻；(3)志题挤刻；(4)志题省刻；(5)志题记历官、志文记赠官；(6)志题记历官、其后补刻赠官；(7)二次赠官；(8)谥号空位；(9)谥号补刻。这些异刻现象，皆非纸本墓志所有，不只是形式问题，不少都会造成文本的差异。当然，其中诸如赠官、谥号等补刻的内容，与书手无关，而是涉及到朝廷、丧家等复杂的关系。
04 墓志铭的商品化生产
古代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而墓志铭却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朵奇葩，其商品化、市场化异常得发达。
（一）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墓志铭的撰写，很早就存在模式化的现象，这是其商品化的必然表现。清黄本骥《古志石华》云：“前《萧思亮志》有‘龙门之桐，始半生而半死’，此文（按：谓《胡佺志》）亦有是句。盖唐人作文，已有活套，转相剿袭，要知此语尚不始于《思亮志》也。”岑仲勉《贞石证史·突厥人澈墓志》引用此语云：“余少读书，见夫旧日三家村冬烘先生，为人写婚礼书帖，往往编成一种套语，预备钞誊，故除郡望外，几无不大同小异。以此而推，古代民间墓志，如非平生事迹可纪，或延文人捉刀者，当亦难免斯弊。”并举例说：“例如《安神俨志》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英贤接武，光备管弦，……公秉和交泰，感质贞明，志局开朗，心神警发，仁惠之道，资训自天，孝友之方，无假因习。’（《芒洛三编》）又《康杴志》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英贤接武，光备管弦，……君秉和交泰，感质贞明，志局开朗，心神警发，仁惠之道，资训自天，孝友之方，无假因习’（《芒洛四编》）两段文各五十九字，不同者只姑臧改东周，强魏改西魏，康或得为胡人之后，如曰汉姓，则姓氏书称康叔之后，东周字总非贴切，可见碑志中姓源文字，常不可信赖也。前志以调露二年二月立，后志以永隆二年八月立，相去只一年半，且同出北邙，则疑文出一人手，否亦相识，故有此一段钞填文字。”更有甚者，初唐时期竟有《范雅墓志》、《郑满墓志》、《赵昉墓志》、《乐达墓志》、《张琛墓志》、《韩通墓志》六方，大同小异，甚至用语都一致，这里仅举其二为例：《范雅墓志》云:“自开封命氏， 懿德嘉猷，并国史家牒之所详，故存其梗概而已……簪裾弈世，德望相循，□乎不移，自根穷叶……莫不世袭□□， □传学术，编户悦其仁惠， 搢绅揖□风规。时英国华， 郁乎斯在。君承兹余庆，膺时挺生，总六艺之精微，罄三端之神妙。幼年底节，弱岁飞声…… (贞观二十二年)葬于邙山之阳，礼也。恐年代浸远，芜没德音，乃勒□石，以存不朽。呜呼哀哉! 乃为铭□: □彼清原， 赫哉芳裔， 儒秀竞驰， 清风相继。载诞光仪，才雄冠世，瞻仰难阶，溯沿无际。其一。璵璠播美，荪蕙传馨，弱□砥节，幼岁飞声。忘怀宠利， □志幽贞， 颓龄何遽， 奄躐□城。其二。凄凉馆宇，寂寞帷筵，长辞皎日，永赴幽泉。玄宫□□，贞石斯鐫，山川革易，兰菊逾宣。其三。”而《大唐乐君（达）墓志》亦云:“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国史家谍之所详，故此略存梗概而已……莫不世袭孝廉，家传学术，编户悦其仁爱，搢绅挹其风规，令闻美谈，郁乎斯在。君承兹余庆，含章挺生，总六艺之至精，罄三端之神妙。幼年砥节，弱岁飞声……依仁葺宇，问道通交……(永徽元年四月)廿九日窆于邙山之阳礼也。恐年代浸远，芜没德音，乃刊斯文，以为不朽。呜呼哀哉！乃为铭曰:邈彼洪源， 赫哉芳裔，儒秀竞驰，公侯相继。载诞光仪，才雄冠世，瞻仰难阶，溯沿无际。其一。璵璠播美，荪蕙传馨，实惟华胄，世载英声……颓龄何促，遽躐佳城。其二。悽凉馆宇，寂寞帷筵，长辞皎日，永赴幽泉。玄宫是闢，贞石斯鐫，山川贸易，兰菊逾宣。其三。”
黄氏所谓“活套”，岑氏所谓“套语”、“钞填”，都揭示出墓志铭撰写中的另一重要现象：模版写作，套路明显。这也是墓志铭类文字异于其它文体的一个表现。阅读前代墓志铭，可以真切感受到朝代与朝代的不同，同一朝代不同时间段的细微区别，包括套语的使用，结尾格式的变化等等。积极地看，可以称之为墓志铭的时代特征；反过来看，可以说时代不同模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