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解秘以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对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那28年，还是存在不少误读。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20周年，关于邓稼先的报道又多了起来。对于那28年，有些媒体是这样写的：“邓稼先与妻子分开28年，没有和妻子通过一次电话，也没有写过一封信。”“整整28年，邓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夫人许鹿希无怨无悔痴情等待。”“许鹿希在家苦等28年后，才见到了缠绵病榻的邓稼先，最终等来的却是离别。”
从1958年8月，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原子弹研制团队，到1986年7月，邓稼先在北京301医院去世，整整28年。对邓稼先来说，这是隐姓埋名、夙兴夜寐的28年，不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交往，不能说自己在哪里工作，更不能说在做什么。夫人许鹿希工作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领导，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是在追悼会第二天的报纸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稼先彻底断绝了亲属联系。真实情况是，虽然他长期在西部基地工作，但只要回北京开会或者中央领导召见，他都能和家人团聚。28年间，他亲手料理了父母亲的后事，前后共花三个月辅导一双儿女参加高考，赴内蒙古看望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女儿，星期天还经常到岳父母家吃午饭……
今年60岁的许进先生，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他的祖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许进的姑姑就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他从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经常见到邓稼先，并一起聊天。
如今，许鹿希先生已经年逾九旬，因患有哮喘，将近十年没有下楼，也极少见外人。近年来，许进自告奋勇承担了接待媒体采访的任务。关于姑爹的有些问题，他还会当面或微信跟姑姑沟通后再答复。
在许进看来，那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应该得到纠正，需要向社会讲述更真实的故事，还原那28年，才能更完整地了解真实的邓稼先：这是一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的常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邓稼先和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内心世界。
今年国庆70周年群众游行的“致敬方阵”中，许进举着祖父许德珩的荣誉牌。（受访者提供）
人物档案
许进：1959年11月生于北京。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第二十二中学教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邓许联姻的原委
高渊：邓稼先和你姑姑许鹿希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许进：邓家和许家是世交。解放前，我祖父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两家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小时候就见过，可谓两小无猜。时隔多年后，他们再次相会在北大，是师生关系。那是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我姑姑比他小4岁，刚考进北大医学院，她那个班级的物理实验课是邓稼先教的。
那时候，邓稼先有两个在北大相遇的学生，跟他之后的人生关系重大。一个是我姑姑，后来成了他妻子；另一个是于敏，后来成为亲密的同事，也是“两弹一星”科技功臣，还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锋”和“共和国奖章”。
高渊：对于这桩婚事，双方家庭支持吗？
许进：邓稼先的大姐夫是郑华炽，曾任北大教务长、物理系教授，他大姐家和我祖父母是邻居，都住在北京府学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一个大院子里住了20多位教授。他大姐邓仲先常夸奖许鹿希聪明好学，还把邓稼先介绍给我祖母。其实，我爷爷奶奶都记得，邓稼先小时候特别顽皮，有一次他们去邓家串门，邓稼先一边在自家门框上荡秋千，一边向他父母报告来客人了，这场景让他们印象深刻。
对这桩婚事，两家都很积极。1952年，我姑姑从北医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那年邓稼先29岁，我姑姑25岁，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
高渊：当时邓稼先已经在中科院工作了？
许进：对，他是1950年秋天进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在这之前，1948年10月他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他只有西南联大学士学位，但直接攻读核物理博士。只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时间，就在1950年8月20日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研究工作，这对于一个有志于科研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邓稼先归国心切，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在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那次，钱学森也想搭乘这艘轮船回国，行李都已经搬上船了，但人被扣了下来。同船回国的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还有我祖母劳君展的侄女劳远琇，她后来是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眼科专家。
高渊：他回国之初那几年，工作生活还顺利吗？
许进：那时候，他各方面都很舒心。首先是家庭生活安定幸福。当时他们住在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我姑姑在北医上班，路挺远的。邓稼先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去接她，有时候两人也会漫步在无人的小马路上。
1954年和1956年，他们先后有了女儿邓志典和儿子邓志平。听我姑姑说，邓稼先每天一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逗孩子玩，要他们反复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们住的楼房周围一片空旷，他就经常和儿子在家里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谁甩得远，甩得高。
在工作上，他先担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后升为副研究员，所长是彭桓武教授。邓稼先原来是九三学社社员，1956年加入了中共。他还兼任中科院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当时学术秘书是钱三强教授。可以说，工作上也是一帆风顺。
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受访者提供）
音讯全无是讹传
高渊：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许进：那是1958年8月，新中国成立快9年了，邓稼先34岁。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了办公室。他们彼此很熟悉，但钱三强讲话还是先绕了点弯子。他说，国家准备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听到“大炮仗”，马上就明白是搞原子弹，他只问了一句：“我能行吗？”钱三强就把工作的意义和任务详细跟他说了，邓稼先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高渊：为什么邓稼先对“大炮仗”这么敏感？
许进：因为他在中科院就是做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他所在的近代物理所后来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而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建国初期，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时，一场朝鲜战争让我们吃了技术装备落后的苦头，一些美军军官甚至提议用小型原子弹或核大炮攻击中国。
1951年10月，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带口信给*：“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镭交给杨承宗，让他带回中国。
1955年1月，*召开中央*处扩大会议，这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起步。三年后，中央专门组建了组织领导核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高渊：他那天回家是怎么跟你姑姑说的？
许进：我姑姑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但因为是夏天，所以到家天还是亮的。他一反常态，晚饭时没有喝酒，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姑姑就问他是不是有啥事，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要调动工作了。但具体到哪里、干什么都不能说，只说以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我姑姑当时心里想：难道是被派到敌人窝里去了？
那年，我姑姑30岁。她明白，以后需要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要照顾有病的公公和婆婆，还有自己的事业。她没再问，只是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不久后，邓稼先带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
高渊：有不少报道说，从1958年起，邓稼先夫妇一别就是28年，等再次相见，已是1986年邓稼先病重之时。这属实吗？
许进：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说，那28年他们确实聚少离多，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地工作。但他也会回北京，或者开会，或者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当然，因为原子弹研究工作是绝密的，邓稼先必须从此隐姓埋名，跟一些好朋友也不再联系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就必须遵守保密纪律，个人的言行等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保密规定，但他回京时和家人团聚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