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右）与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受访者提供）
核爆后千里探母
高渊：邓稼先去了哪个部门？
许进：二机部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院。他是第一批报到的，连他一共三个人。1958年，九院还没房子，就在北京北郊划了一大块高粱地，他们自己动手挑土、平地。不久后，九院就搬到青海的荒漠里去了。
其实他刚去的时候，是跟苏联专家打交道。当时，中苏两国签署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紧接着又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有200多名苏联专家到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但苏联方面对此事能拖则拖，没过多久，苏联就中断援助并撤出了全部专家。
1959年7月，*总理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二机部刘杰副部长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以后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干了。
高渊：当时，邓稼先的担子有多重？
许进：他一去九院就担任理论部主任。对于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刘杰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简而言之，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同样是领军人物，奥本海默在美国受命时38岁，但已经是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受命时34岁，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而且，奥本海默团队集结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而邓稼先一开始只领导了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高渊：他那时候状态怎么样？
许进：九院搬出北京前，邓稼先还是每天回家的。他本来很开朗，但那段时间回到家里说话明显减少，家里原来晚间的欢乐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看上去闭着眼睛睡着了，但我姑姑知道他没睡着，脑子里还在思考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这是他特有的习惯。
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听音乐。以前他最爱的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坐在晒台上，改听命运交响曲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上下班喜欢骑自行车，后来有一天院领导突然叫住他说，老邓，以后不准你骑车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高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比周总理提出的8年搞出原子弹，要整整提前了3年。
许进：对，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爆炸的。就在1964年八九月份，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有消息说，在中国核试验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和苏联可能联手采取行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
当时只是传言，邓稼先去世后，我姑姑曾致信国防部长张爱萍询问此事，他是第一颗原子弹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回信说，在1962年到1963年，就有情报说美国可能破坏我们兰州的核燃料工厂，当时国内有两种意见，一是立刻撤到西南山岳地带，二是加速兰州厂的建设，因为已经快建成了，中央最终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后来因为总统肯尼迪遇刺，美方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张爱萍在信中还说，对于核爆炸前夕经常掠过的侦查卫星，周总理直接打电话要求尽可能隐蔽，他也频繁致电总理，汇报核试验场的一切情况。
高渊：邓稼先后来有没有跟你们说起，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心情？
许进：他还来不及庆祝，正在判读各种实验数据的时候，九院党委*刁君寿突然递给他一张回北京的机票，轻声说：“你母亲病危。”
这时候，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一辆加足油的吉普车，并特地配备了两名司机轮流开车，星夜把他送到乌鲁木齐机场。等他飞抵北京，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等在机场，直接带他到了医院。
邓稼先和母亲感情很深，小时候他特别顽皮，打翻过茶馆的大理石桌面，还掉到过北海的冰窟窿里，母亲都没舍得打。等他到了病房，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因为哮喘肺炎发展到肺不张，动了手术也没用。但她弥留不去，终于等到了见儿子一面。
从未舍弃的亲情
高渊：邓稼先千里探母，说明不仅他自己没有因为工作而抛弃亲情，而且组织上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是绝密工作，而让他断绝与亲属的往来，甚至提前替他安排好了探亲行程。
许进：不仅他母亲去世是这样，他父亲去世时他也在身边。1973年5月，他父亲邓以蛰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一生平稳幸福。追悼会后，邓稼先作为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走在家属行列的最前面。
高渊：他对自己的子女关心吗？
许进：他虽然长年不在北京，但把子女时刻放在心上。一开始，我姑姑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但“文革”开始后，她因为担任北医一个系的党总支*，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天津茶淀农场劳动。她一走，这个家就散了。女儿邓志典还不到15岁时，就去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生产建设兵团。有一次，邓稼先从西北基地回到北京，妻子和女儿都已不在家了，他把住在爷爷家的儿子邓志平接回来，父子俩在家里的晒台上站了好久。
那时候，邓稼先特别想念女儿。邓志典小时候生病，邓稼先为她输过血，感情特别深。据说他在基地看到牛羊走过，就会想起在内蒙牧区的女儿。他终于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顺路去了乌拉特前旗。女儿比以前更懂事了，但那里条件非常艰苦，连队的粮食吃完了，女儿曾连吃一个星期的野菜糠窝头，还要干挖水渠之类的重活。看着女儿原先乌黑浓密的头发变得细黄，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带去的肉罐头，邓稼先很心酸。
我的大姐当时和邓志典在一个团的两个连，走路要一小时。我和我母亲也去看望过她们，印象最深的是县城只有一个饭馆，在泥堆上放块木板就算桌子，热菜只有一个肉末豆腐，而且不知道是什么肉，根本咬不动。我母亲给她们每人带了一些猪油，让她们吃窝头的时候，可以偷偷蘸一下猪油。
高渊：后来邓志典是怎么回北京的？
许进：邓志典是因为患青光眼病退回北京的。她先到北京一家皮箱厂当工人，一干就是4年。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机会终于来了。但问题是，她这么小就去了兵团，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请的补课老师觉得起点太低没法补。
这时候，邓稼先正好有工作要在北京待3个月，他就亲自上阵了。但他发现，买不到教科书。我奶奶劳君展知道了，就送来一本她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她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工作过。她和同去法国的严济慈和她闺蜜魏璧等人，合作翻译了法国的高等数学教程，她负责其中的微积分部分。
邓稼先一边教，一边连说这本教材好。那时候，他们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三四点。邓志平也一起复习迎考，他是高中毕业，起点比姐姐高了不少。但姐弟俩遇到问题，更喜欢去请教邻居于敏，他们觉得于敏叔叔讲得更加深入浅出，比爸爸好多了。
就这样苦战几个月，1978年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姐姐学医，弟弟学工。
高渊：邓稼先跟他岳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来往多吗？
许进：他们常来常往的。邓稼先只要在北京，基本上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我们家吃午饭。邓稼先家在北三环外面，我们家在景山。通常他们一家会先到王府井，他要去外文书店看看有没有需要的物理方面原版书，逛完书店再坐车到我们家来吃午饭。吃完饭，我祖父母回房间午睡，我们会在客厅聊会儿天，他们再回去。
高渊：你们一般聊什么？
许进：什么都聊，但邓稼先绝对不谈工作。只有一次，他忽然跟我们说，他工作的地方条件太艰苦了，他还可以吃小灶，能买到好烟好酒，但那些同事们更艰苦，而且他们的孩子很难考上好的大学。那时候已经恢复高考了，所以他有这种感慨。他说，他们的父母已经跟着我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不能让他们的孩子接着奉献啊。
1986年2月，邓稼先、许鹿希夫妇摄于北京颐和园。（受访者提供）
等座吃饭的乐趣
高渊：你的印象中，邓稼先有什么生活爱好？
许进：他爱好很多，喝酒喜欢五粮液，抽烟抽中华，刷牙要用美加净牙膏。他爱买书，爱看电影，常游泳、打乒乓，酷爱京剧，还喜欢下馆子。他非常热爱生活，但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更不摆谱。有了好东西，也喜欢和同事们一起分享。
高渊：他每次来吃午饭，都会喝点酒吗？
许进：因为我祖父不喝酒，每次午饭都是我父亲陪他喝点，但我从没见他喝多。邓稼先喜欢喝酒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据说他每次回他父母家，都要陪着邓以蛰教授喝一杯。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大工作的第一个月，用全部工资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孝敬了父亲。
高渊：邓稼先对吃饭讲究吗？
许进：他很喜欢吃对虾，我祖母一般都会为他准备一份。吃完后，他还会把剩下的虾油送到厨房，请大师傅用虾油蒸一碗鸡蛋羹。
他喜欢下馆子的习惯也是受他父亲影响。有一次，我们全家等他们来吃午饭，结果他们姗姗来迟，说已经在外面吃过了。邓志典跟我祖母说，姥姥，刚才我爸带着我们在饭馆里排队吃饭，我们是等在吃饭的人身后，等人家吃完我们就坐上去。我祖母笑着说，家里做好了饭你们不吃，干嘛非要在外面排队吃？
其实我们也明白，是邓稼先想带着家人享受一下小家庭的生活。那时候顾客多、饭店少，吃饭往往需要等座，邓稼先还跟我们交流等座经验：“要先判断哪桌菜快上齐了，还要注意他们是不是拼桌，然后就等在这桌人的后面。”
高渊：他有时间看京剧吗？
许进：他看戏有个特点，一般不会提前买票。因为他回北京主要是开会或者见领导，说回基地就要回去的。但他只要晚上有空，就会想着去看场京剧。他在剧场门口，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有富余票吗？”
戏迷们管这叫“钓票”。于敏也爱看京剧，但他不好意思去“钓票”。邓稼先不管这个，他还向于敏传授心得，如何从来人的脚步和眼神判断对方是否想退票。
高渊：他外出有人随行吗？
许进：他当了九院副院长、院长后，出来会带个警卫员，包括来我们家吃饭也是这样。但他很少用公车，有时候会带着警卫员坐公交车。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佩戴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摄于北京301医院。（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