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进：对，这是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重要合作。上世纪60年代，在基本完成原子弹理论研究后，九院理论部的重心转向了氢弹。当时，黄祖洽、周光召和于敏三人领导的团队，分别拿出了三个研制氢弹可能途径。于敏还率人前往上海，用那里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演算。紧接着，邓稼先也率团队赶到上海，他们晚上就睡在机房的地板上。
最终，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了于敏的方案，国外把中国的氢弹研究方案称为“邓-于方案”。后来新一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也是由他们两位牵头的。
邓稼先和于敏。（央视截图）
高渊：所以很多人说，邓稼先和于敏是黄金组合。
许进：当时他们基地的氛围很好，有些人喜欢给领导起外号。邓稼先中年时体型比较壮实，而且脸方显大，就管他叫“胖子”。于敏很早就谢顶了，他的外号是“秃子”。基地的人说，如果看到“胖子”和“秃子”紧着在一起忙活，那就是核弹又要响了。
高渊：那份最后的建议书具体说什么？
许进：查出癌症后，邓稼先是在1985年8月10日动的手术。手术后没几天，他就要来一大堆书籍材料，还把病房变成会议室，约同事们来商量。他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要赶紧向中央提交一份建议书。
当时全球核武器发展的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苏英三个核大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他们无需再在空中或地下进行核爆炸，只要在计算机上就能取得核试验数据。这时候，他们就想禁止别国进行核试验，以此保持自己核强国地位。
而当时，中国的核事业处于十分敏感的阶段，一旦受干扰而停滞，可能就会功亏一篑。那份建议书的主旨，就是要争取时机加快发展，为中国核武器试验订出了十年目标计划，同时在实现途径和措施上作了非常详细的安排。
到了1986年3月，建议书终于完成。邓稼先在病床上把它交给我姑姑，让她赶紧送走，只嘱咐了一句：“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高渊：后来事态的发展，跟这份建议书的内容吻合吗？
许进：邓稼先去世后的十年，中国又进行了13次核试验。于敏等人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在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当天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宣布从第二天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一个多月后，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日子，是很有意味的。
高渊：这个日子的深意在哪里？
许进：1996年7月29日，正是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日。这是当时高层特意选定的日子，就是要让人们永远铭记邓稼先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稼先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卓越的战略家。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