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合影。
“福将”如何炼成
高渊：在你的印象中，邓稼先是怎样的性格？
许进：他的性格非常随和，而我姑姑脾气比较急，这点像我祖父。每次在家里聊天，他都很喜欢听我们讲讲社会上的新闻，他觉得挺新鲜，很感兴趣，他自己说得很少。但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曾经一个人喝了一瓶五粮液，喝醉了。
高渊： 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吗？
许进： 在1986年前我国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了15次，凡是他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他有一次说：“别人都管我叫福将，因为我是生在甲子年，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叫我福将。”但在“福将”背后，有谁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受到了多大剂量的辐射？
核试验起爆时刻，干这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核爆零时前，需要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这是一副千钧重担。邓稼先每次签字后，都会出现一小段时间浑身冰凉，这是一种煎熬。他曾开玩笑说，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高渊：听说干这行的人，把受辐射称为“吃剂量”。邓稼先吃过最大的剂量是哪一次？
许进：邓稼先和放射性物质打了几十年交道，他经常出入车间，有一次开密封罐查看测试结果，原有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的放射，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但他自己没太在意。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军工事业受“文革”的严重破坏，降落伞质量不过关，高空投弹后伞没打开，导致核弹直接摔在地上，没有出现蘑菇云。指挥部派出100多名防化兵，也没能找回核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邓稼先不顾劝阻决定自己去。
在进入事故核心区前，他要求所有人退后，一个人冲进去，弯着腰在戈壁滩上寻找，终于找到了核弹碎片。这次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无法补救的。
高渊：那次事故后，邓稼先身体状况变化明显吗？
许进：那之后没几天，他回到北京检查，医生说他几乎所有化验指标都不正常。1980年后，他衰老得很明显，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有时候开着会，他会突然心跳加快，还会非常怕冷。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又一次核试验临近时，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邓稼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亲自到井口检查，迅速排除了故障。核试验成功后，他很兴奋，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只喝了一口酒，就晕倒在地。医生护士赶过来，发现他脉搏微弱，血压几乎测不到，整整抢救了一整夜，他才醒过来。
高渊：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是什么时候？
许进：是1984年底，他60岁，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那次是试验第二代核武器，跟老一代核武器相比，第二代核武器在高空爆炸后，在保持生物*伤力的同时，对物质环境的破坏较小，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所以比较干净。
那次试验成功，让邓稼先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事业的第三个里程碑。1986年8月，他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发文称：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7月，在邓稼先去世三年后，我国政府为这次核试验成功颁给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奖项为：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奖金1000元，我姑姑捐给了九院的“邓稼先青年科技奖励基金”。
1981年，邓稼先摄于杭州西泠印社邓石如塑像前。（受访者提供）
1981年，邓稼先与同事徐志磊摄于杭州岳王庙。（受访者提供）
杨振宁的热泪
高渊：你祖父母喜欢这个女婿吗？
许进：他们当面管他叫“稼先”，但两人自己聊天的时候，他们管我姑姑叫“希希”，管我爸爸叫“罗罗”，这都是他们的小名，而管邓稼先叫“邓孩子”。在他们心目中，邓稼先跟自己的子女是一样亲的。
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时，我祖父已经96岁高龄，正住在医院。他得知这个消息涕泪交流，写下了8个字：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高渊：你怎么看待邓稼先和你姑姑的感情？
许进：他们的感情非常好。1958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办公室就答应去研制核武器，他心里很清楚以后很难再管这个家，但他没说要回家跟我姑姑商量一下。如果不是他对我姑姑充分信任的话，他不会就这么贸然答应。
我姑姑现在还住在他们当年的老房子里，北太平庄的一套老三居室，家里陈设和我姑父在的时候完全一样。
高渊：邓志典和邓志平姐弟近况怎样？
许进：邓志典在1985年去美国学习，后来就生活在美国。出国前，邓稼先专门跟她聊了一下《走向深渊》这部电影，电影讲的是一个在非洲做机密工作的工程师的爱人去欧洲学习，被情报机关引诱窃密的故事。邓志典一听就明白了。
1986年7月，邓稼先病危时，组织上为邓志典买好回国机票，让她赶回来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邓志平现在就住在我姑姑家旁边的楼里，他们夫妇每天都会去照顾我姑姑。
高渊：邓稼先还有一位老朋友杨振宁，1971年，他获诺贝尔奖后首次回国，曾无意中帮助邓稼先脱离困境？
许进：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学时就是好朋友，后来在西南联大再度相逢，杨振宁高两级，邓稼先称他是自己的课外老师。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留学时，一度生活拮据，每顿饭只能吃几片面包加一点香肠，杨振宁曾多次接济他。
1971年夏天，杨振宁回国后，开列了一张朋友名单，第一个想见的就是邓稼先。这无意中帮助了邓稼先，因为当时他和一批高级专家被集中在青海一个基地办学习班。最严的时候没有行动自由，门外有人守着，吃饭由别人送进来。名单上报中央后，邓稼先立即被周总理召回北京见客。
高渊：那次见面后，杨振宁还被邓稼先感动哭了？
许进：他们在北京见面时，杨振宁没问他在哪里工作，具体做什么。但还是没忍住，他问起一个中文名叫寒春的美国人，是否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邓稼先欲言又止。面对老朋友的询问，他不愿意撒谎说不知道。但是无论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会暴露他参加原子弹研制的身份，违反保密纪律。邓稼先马上将这件事向上级报告。*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邓稼先：“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邓稼先马上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派人乘飞机送到上海。在上海市领导举行的饯行宴会上，杨振宁接到了这信封。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当看到邓稼先写的“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段话时，杨振宁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不得不起身离席到洗手间去宣泄一下感情。
高渊：邓稼先病重后，杨振宁也曾多次去探望？
许进：1985年夏天，邓稼先查出直肠癌晚期，363天后去世。他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去探望，相谈甚欢。他去世后，杨振宁还去了八宝山祭奠。我姑姑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交给他，说这是邓稼先嘱咐留给他的，里面是安徽出产的文房四宝，是邓杨两位共同的家乡特产。
我姑姑曾跟杨教授说，中国在核武器研制上花的钱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振宁默默地摇摇头，轻声说，如果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高渊：杨振宁怎么评价邓稼先？
许进：他跟美国原子弹设计的*奥本海默曾共事多年，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是个锋芒毕露的人，而邓稼先恰恰相反，非常忠厚平实，一个“纯”字就能代表他的性格。杨振宁说，如果邓稼先是美国人，他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如果奥本海默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所以他特别佩服钱三强和葛若夫斯，因为他们两位有识人之才，分别选择了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作为各自国家的核武器研究领导者。
1949年，邓稼先（左）与杨振宁胞弟杨振平在美国芝加哥玩弹球。（杨振宁摄，受访者提供）
最后一次核试
高渊：还有一位必须再次提起的人，是今年年初刚去世的于敏。邓稼先的人生最后时刻，他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建议书，联合署名者就是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