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历新政”开启了明朝的“白银时代”
万历初年，因为“隆庆开海”所带来的巨大商贸红利，弃农从商、弃地逃亡的农民越来越多，民间经济虽然日渐繁荣、大明社会虽然日益富庶，但国家财政却因此而日渐崩毁，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深知病根所在且有心谋国的张居正在孝定太后的支持下，毅然开始“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以此开源节流，开发财政渠道、增加财政收入。“不十年，而仓廪丰充，人民殷富”。
在政策上，“一条鞭法”虽然减轻了百姓不合理赋役负担，但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却也给胥吏们留下了横征暴敛的机会。同时，“赋役、赋税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亦皆折银纳税”的措施，虽然有效的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即改变了当时极混乱不均的税赋制度。也达到了精简人手，优化资源的目的。但也因此而造就白银大量涌入，宝钞日渐废除的客观现实，而“白银代替宝钞”的市场选择。对大明朝而言，却极其凶险而致命。
1、明朝国内并不产银，但因为“开海运动”的持续深化，江浙地区百姓殷富，工业繁荣。频繁的对外贸易导致大量白银源源不断的涌入国内，使当时社会对现行的官方货币——大明宝钞产生了怀疑和抵触的心理。以“白银取代宝钞”实现白银货币化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呼声，而张居正的变法运动，正是从国家的层面来应和社会的需求，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直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银本位”思想。如此一来，大明朝固有的货币政策彻底崩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的货币政策，使大量的钱财积聚在部分商人和官员的手中，而明朝本身的商业税又低的超乎想象，如此一来，大量囤聚生产资料和白银货币的商人阶级和市民群体迅速崛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商、市民阶层的崛起激发了他们染指国家政治的*，至此，明朝跨入君臣相争的阶段，并最终在这种“上下交争利”的困境中走向灭亡。
2、“银本位”制度的确立是间接的把本国的经济命脉交托给了境外的产银国。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在一切静好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大量产银的国家和地区的被发现和开发，使白银的保有量也迅速膨胀，白银亦随之而贬值，通货膨胀以随之而来，而又因为白银本身既是货币，又是商品的特殊性，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为了使其保持一定的对换平衡，白银的开采和出口量自然又随之而减少。如此一来，对于本国不产银的大明朝而言，通货紧缩也就随之而来了。
再之后，到了万历末年，大明朝又恰好进入所谓的“小冰河时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通胀、紧缩”叠相交错、土地矛盾日渐尖锐、阶级斗争日趋白热化。再加上辽东地区虎视眈眈的满清王朝，末世的大明朝当真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改朝换代迫在眉睫。
“世殊事异，事异则备变”虽说“时势决定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时势的政策都是对的。早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国家货币主权拱手相让的时候，就注定了大明朝的崩溃和灭亡。而这或许也正是为何自满清以来，历任帝王选择闭关锁国，不与外交通的原因之一罢。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明朝的覆亡，说“明非亡于万历，实亡于张居正”也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