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８日电 题：“一寸赤心惟报国”——记矢志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一寸赤心，以身许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批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科学家毅然归国，为祖国建设鞠躬尽瘁。这是一长串闪光的名字：华罗庚、钱学森、师昌绪、邓稼先、梁思礼、朱光亚……
“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为人民服务。”他们说，“我们应当回去，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２３位“两弹一星”元勋中２１人是“海归”
１９４６年，２２岁的朱光亚随师友赴美考察。美国的高科技水平强烈刺激了他，他决定留美攻读，并顺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科研道路一帆风顺，没有让朱光亚忘记祖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更让他归心似箭。１９５０年初，朱光亚在返国途中联合５１名旅美留学生起草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这是一群海外学子对祖国的炽热思念，更承载着一代知识分子强国富国的崇高理想。
胸怀同样的思念与理想，邓稼先回来了，钱学森回来了，郭永怀回来了，程开甲、王希季、吴自良、姚桐斌……一批各领域才华横溢的杰出科学家，回到了迫切需要他们的祖国。
２３位“两弹一星”元勋中，２１人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他们中许多人舍弃了海外已有的优厚条件，义无反顾踏上归途。
钱学森为了回国，书籍和笔记本被没收，自己也被软禁数年；郭永怀在回国前当着众人的面，将十多年积累的未发表书稿统统付之一炬；姚桐斌、郭永怀、邓稼先等人回国后英年早逝，为祖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一次次科研攻关的关键时刻，正是他们带着卓越学识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支撑起这个国家的脊梁。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两弹一星”元勋们凭借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创造了奇迹：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安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美国用了１３年，苏联用了６年，中国仅用了２年；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７年３个月，苏联用了６年３个月，中国仅用了２年２个月。
他们贡献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近“半壁江山”
初生的共和国，方方面面都需要学有所成的科学家。
黄昆，物理学家，回国前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任职，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他与当代物理学大师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是该学科领域的第一部权威专著和标准参考文献。１９５１年，黄昆回到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他荣获了２００１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徐光宪，化学家，１９５１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创建的稀土分离理论和技术，使我国实现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大国”的飞跃，提高了我国稀土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他是２００８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师昌绪，材料科学家，回国前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１９５５年，他冲破阻碍回到祖国，成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此后，他主持研制出多项国家急需的战略材料及部件。师昌绪荣获２０１０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孟超，肝胆外科专家，他是马来西亚华侨，却成了新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２００５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吴良镛，建筑学家，１９５０年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毕业后，回国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２０１１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还有数学家吴文俊、气象学家叶笃正、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程开甲、我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之一张存浩……
一个个名字，代表着一座座丰碑，祖国从来没有忘记。
自２０００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至今产生了２９位获奖者，其中有１０多位是当年矢志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精英。
“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排队领取牛奶。虽然国家尽可能给予生活保障，但这与他在法国工作时的条件相差甚远。
同样从法国归来，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也住进了当时还属于郊外的中关村。一家老小挤在木凳、床板搭就的“铺板床”上睡觉，经常入不敷出的生活从没有消磨他的精神。
中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家里用的桌子和柜子，油漆大多已经脱落。他有一句话，是在接受隐姓埋名进行研究任务时说的：“我愿以身许国！”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７８年，王淦昌改名“王京”，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１７年。
“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在留美期间有着不菲的薪水和洋房，１９５０年回国后，他住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仓库阁楼上，每天早餐只能吃两个油饼。但他说：“不怕穷，就怕没精神！”他的研究，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
早年间回国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曾有言：“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淡泊名利、矢志报国，是这一代科学家共同的特点。
他们的身影，永远铭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