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集：第二卷》
031.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引自第348页）
032.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引自第349页）
033.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队，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
办事不认真，无一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队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
（《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引自第359页）
034.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引自第407页）
035.
“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引自第409页）
雷军曾表示自己是《毛选》的读者。他也是“游击战”的实践者。在金山创业期间，雷军便采取了游击战术，从小处入手，推出一系列跨越了各个领域的产品——从金山影霸到金山词霸，用以“应战”当时的老大微软，“我们只能以战养战，做一些微软不做的产品，来扩大自己的规模”。
036.
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
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引自第412页）
037.
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
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
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论持久战》，1938年5月，引自第459页）
038.
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论持久战》，1938年5月，引自第486页）
039.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
“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论持久战》，1938年5月，引自第492页）
040.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论持久战》，1938年5月，引自第503页）
041.
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
（《论持久战》，1938年5月，引自第505页）
042.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以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
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加了。
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
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论持久战》，1938年5月，引自第509页）
043.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引自第527页）
044.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引自第535页）
045.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引自第547页）
046.
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1日，引自第564页）
047.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引自第590页）
048.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引自第590页）
049.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引自第660页）
050.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引自第664页）
051.
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引自第690页）
052.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引自第707页）
053.
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引自第732页）
054.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引自第742页）
055.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引自第745页）
董明珠也曾有过“和谐是斗争出来的”的说法。中国过去那种“和气生财”的做法，在她看来，“是和气了，比如说你困难了我帮你一把，你说你缺钱了我给你一点，我觉得这个叫和气。需要帮助，你去伸出援助之手叫和气。
但是明明他坏死都不敢讲，那等到变成好人怕坏人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社会还会好吗，就一定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那就要靠大家勇于斗争，这个斗争就是说跟不良行为做斗争”。
056.
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引自第7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