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民粹派认为是政治决定着经济而不是反过来。民粹派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列宁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观点，政治权力、政治制度作为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本身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不是政治决定经济，而是经济决定政治。从经济中异化出政治再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变成一种相互作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造成人们生产关系的变化，剩余产品的增多，改变着人们的分配关系，这种分配的改变又进而产生了反映分配的各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列宁尤其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的说法，列宁说：“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说过经济决定一切，历史唯物主义也根本就不是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申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可惜如此明显的声明却不为某些近视眼的思想家察觉，例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卡尔马克思篇》中说：“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这样，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罗素怕是也没搞明白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或者他把伯恩斯坦那一套修正的经济决定论当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列宁也有论述，而且这些论述被那些诘难决定论的反列宁主义者无视了。列宁说：“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现代的主观哲学家波普尔之流喜欢用道德观念、个人的作用来抨击和反对决定论，否认历史有必然性和决定性因素存在。
列宁说：“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并不是宿命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认识发展具有决定性、必然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唯心主义者鼓吹的意志自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丝毫不损害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丝毫不否认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构造体系的诀窍，而是研究历史的行动指南。
历史唯物主义先是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经济基础，然后再设法从经济基础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说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公开歪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本身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上层建筑的一定程度上会相对地脱离经济基础，按自己的本性来发展。
上层建筑要符合经济基础，只有在符合经济基础的时候它才能与经济社会沿着同一方向运动，发展得较为顺畅和迅速；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运行方向相反，或者干预经济基础的既定运行方向，那么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而上层建筑本身要么是走向崩溃，要么是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不要自作聪明，妄图做经济社会的老师，相反经济社会会通过各种现实情况来告诉上层建筑该如何行动——一切从现实出发，制定符合现实的政策。
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这就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关系，上层建筑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出来受经济基础制约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保有相对独立性。例如法典和国家权力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存在独立性和反作用。法典对经济社会的反作用既体现在对经济社会总经济状况的表现，又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内部和谐的表现。这就使法典必然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矛盾的出现而进行修订。如果不修订，这种反作用就会阻碍经济社会，从而使法典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历史上的多次变法已经证明了这个规律。
哲学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以思想材料为前提的。经济对哲学思想的作用范围，被限制在提供思想材料之上。经济越繁荣，人们所能收集和获得先驱们的思想材料就会越丰富，从而形成学术繁荣。但哲学并不完全依赖于思想材料，甚至可以说思想材料还是次要的东西，思想材料对哲学思想的作用是间接的作用。能够直接作用于哲学思想的是现实的上层建筑，是政治、道德和法律所构成的现实生活，哲学是这些上层建筑的反映。因此，经济对哲学的作用是间接。在经济落后的地方照样能有先进的、繁荣的学术思想局面，在经济发达的时候，同样也会有低迷、死气沉沉的氛围。例如，历史上很多经济极端混乱的时代，由于政治法律氛围较为宽松，因而其所直接作用的哲学思想、学术风气就显得十分的繁荣；而某些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因为政治压迫、言论管制和思想控制，便使哲学凋敝、思想枯竭，学术萎靡。从这方面来看，决定论又何曾扼*了人的自由创造？
决定论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脑中幻想的那种不受必然性限制、不受制约的抽象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的谎话只在响亮的哲学口号中才动听，放到现实中就会灰飞烟灭。
对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问题，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也给予了辩证的解释。首先，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性活动，而是有目的、有自我意识的活动。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现代既定的生产力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其次，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又是一种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矛盾统一过程，个人的意志是明确的，但集体的意志又是模糊的。在各种劳动的合力中，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结果具有既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特点，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交汇的产物。或者说是必然性隐藏在偶然性中作用得出的结果。历史的偶然性不是漫无目的、盲目的偶然性，而是沿着必然性的直线条，上下起伏波动。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和必然性特点否定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吗？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了吗？完全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且不曾否定伟大历史人物的积极作用。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为伟大人物创造了位置，至于由谁来争得这个位置，则表现为一种偶然性。某个人物通过自身的奋斗或运气的眷顾，从无数的竞争者中获胜，获得了这个位置，从而享有声誉，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这是合理的。但我们必须明白，不是这个伟大的人物创造了这个位置，而是他争取到了这个本来就存在的位置，如果没有他，照样会有其他人来占有这个位置。我们能说一只伟大的球队夺取了冠军，但我们不能说冠军的位置是这只伟大的球队创造的。历史同样如此，它不是伟大人物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为伟大人物创造了位置。
历史反映论反映论是列宁主义用来对付历史唯心主义的武器，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揭露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试图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作法。波格丹诺夫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对此，列宁反驳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
波格丹诺夫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在词语上是同一的，无非是把“政治”和“政治学”，“伦理”和“伦理学”，“教育”和“教育学”混合在了一起；列宁指出他们不能同一，就如同物理现象不是物理学，化学现象不是化学一样，“政治”也并不是“政治学”，“伦理”不是“伦理学”。
因此，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列宁认为社会意识必然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但社会存在却未必能够被社会意识所完全反映。在一些负责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在交往时候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例如面包师傅生活在商品市场的社会关系中，但他并不因此就能意识到自己所处在的这个社会关系网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发展。因此，说社会意识跟社会存在同一，社会意识一定能完整、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这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