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成书于明朝。究其原因，大概与宋元以来的平话、杂剧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有关。其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在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参照大量史料而完成的跨时代巨著。
《水浒传》、《三国演义》各有各的平话、杂剧基础以及蓝本故事，但是，这二者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施耐庵在完成《水浒传》的创作后，又指导罗贯中写《三国演义》。
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提到，百回本《水浒传》是施耐庵所著，罗贯中编次。也就是说，老师死后，学生修订了老师的著作。是不是罗贯中写了七十回之后的续书，高儒却没有提及。大约是高儒之后，诸如金圣叹之类的文人根据“罗贯中编次”而认定了七十回书之后，是罗贯中所续吧。
最有意思的是王道生撰写的施耐庵墓志铭，干脆说《三国演义》也是施耐庵写的。
对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巨著，以及施耐庵、罗贯中的种种传说，或者说考定，迄今为止，都没有一致性的结论。甚至，其中颇多猜测、推定，有过硬材料支持的观点并不是很多。这是一桩恐怕难有结论的文坛悬案。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水浒传》、《三国演义》都与一部平话有关，这部平话就是《三国志平话》。以这部平话为基点，对照《水浒传》、《三国演义》恐怕可以一窥这两部著作谁先谁后，似乎也可得出一点结论，证明施耐庵到底是不是罗贯中的老师。
本文导语中提到了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说，施耐庵名叫“施子安”，字耐庵。这个施子安著述颇丰，先后写了《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从王道生所开列的著作排序来看，《三国演义》位居第二，《水浒》排在了最后。这个信息大有可能讲的是施耐庵先写了一系列著作，然后才以《水浒》封笔。
王道生说，他之所以知道施耐庵写了这么多书，是因为他年长的时候，在福建见到了施耐庵的门人罗贯中。从罗贯中的口中得知，“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原来，施耐庵之所以写了这么多书，都是在他的学生罗贯中等学生的帮助下完成的。罗贯中等人为老师写书做了大量的校对，大概誊抄之类的活也没少干。
“施耐庵墓志”这么讲，似乎很有点道理。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也有这么一句话，印证了罗贯中给施耐庵校对书稿的事情，说的是《水浒传》在署名位置上写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行字。《百川书志》不仅证实了王道生的说法，还为后来把《水浒传》续书《征四寇》的著作权归属于罗贯中提供了史料证据。
但是，从“王道生”及其“施耐庵墓志”出现的时间来看，似乎要把这件相互印证的事倒过来看。也就是说，是“王道生”以《百川书志》为影子，剑走偏锋，移花接木，说罗贯中写给施耐庵校书，给施耐庵编造了罗贯中这样一个学生。为什么这样讲呢？
《三国演义》这个书名是明末清初时才由《三国志通俗演义》改过来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依据嘉靖壬午年刊行的版本，校订、批点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清初刊行时，才叫《三国演义》。而“王道生”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在“施耐庵墓志”中，“王道生”夹带着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盖公殁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男孩子4岁至8岁时没有束发，头发自然垂着便是“垂髫”。也就是说，洪武三年（1370年）时，“王道生”已经出生四至八年了，大致是1374—1378年生人。即便是《三国演义》是1644年清朝刚建立时就付梓刊行，“王道生”此时便是260多岁高龄的人了。
“王道生”果然是活神仙，他“当然”知道《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改为《三国演义》了。假如以《三国演义》来说话，“王道生”还真的没有说谎，这部书肯定是要晚于《水浒传》的。不仅要晚于《水浒传》，还要晚于《水浒传》续书《征四寇》。
好个“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铭”这么一篇短短的文章中就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说好的《三国演义》排在《水浒传》前面，为何又以清代的书名与《水浒传》做比较呢？
更为荒诞的是，“施子安”不仅霸占了《三国演义》的著作权，连毛宗岗父子也一锅端，果然不负“江湖豪客”之名啊！
幸亏1982年的那次有关施耐庵的研讨会敢于认定“王道生”所撰墓志铭的真实性，却不敢认定《三国演义》就是施耐庵所写。否则，这篇文章便没有写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