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宗法封建制逐渐开始"瓦解"，经过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逐渐成熟。
各国在这一时期各自为了生存与发展，互相征伐、兼并小战连连，大战不断，"求生欲"、"求胜欲"高涨之下，各国开始以"耕战"为核心，纷纷开始打破传统制度，进行变法。
何为变法？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所以“必须”打破落后的旧制度，建立先进的新制度。
此文，借以史料结合各方"言论"，承接之后，本文就说一说战国时期地方制度之郡县制与乡里制的改革与变迁，以此为凭，或许可以为我们了解深受其影响我国后世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及今日近日任受影响的现世一点启示。
经历泱泱三百余年春秋时期各国的"守礼试探"之后，战国时期一改表象，彻底撕破"伪装"，此时周天子（威慑）已无关紧要，重中之重在于富国强兵，获得“生存”之后的发展。
以血缘维系的封建宗法分封制已然"彻底"解体，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套适合当下的中央集权制应运而生，所以与之"配套"的郡县制与下辖的乡里制也自然而然地诞生。
先还是说说分封制，分封制是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为基础，对各位亲戚、功臣"封君"，使其建立诸侯国，当然既为分封，治理封地的权利就一并下放。
当然，初始，这种权利是带着多层的义务的：
一层为"周礼"，盖以血缘维系、"周礼"为道德（精神）约束，在得到封地全部权利之后，要求其必须尽到朝觐天子（朝贡）、制礼作乐、巡守祭祀等绝对义务，此为"天子建国"。
详细说来，则是规定了一系列各位诸侯及诸侯国们，隔多少时间朝觐天子（朝贡）一次，该用什么"礼乐"，以什么规制进行"大、小祭祀"，以及制定并执行轮流巡守周之疆土的仪程等"规矩"。
一层则为"诸侯立家"，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简易版"天子建国"，其内容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比之相较而言因地理位置，国之盛寡"规制"而有所缩减，如周天子分封的是"五等爵"，而诸侯国往下分约为"三等士"，但大致的框架是差不多的。
而此两层之下，也可继续往下分封，即为"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直至算是"有效"最低等级的"士有隶子弟"（《左传》）的塔形结构，由此"天下（天子）——国（诸侯）——家（卿大夫）"的传统宗法封建分封制就此形成。
虽然此法看似即为稳固，毕竟自古我们天然就认为亲族之间血浓于水，所以以血缘为基础，权利下放为"利益"联盟，"礼"为依托（约束）的制度，应该是既体现"尊尊"的威严，又有感于"亲亲"的天然凝聚力的最好政治统治方式。
但此法却无法意料人性的本源，是为"比较"，一家两兄弟且一碗水端不平，何况是以血缘亲密的远近来衡量被分封的国土贫富？
患寡而患不均，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周天子自以为的按照"礼"的原则，"合理"分封各家亲属的封地，是为"合礼"的范本，殊不知，或许正是因为此，才为此后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陪臣执国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而使得其权威层层衰落，至于孔子都叹其世道"礼崩乐坏"之苍凉。
更别提后期周王室居然沦落到以借贷诸侯国们为生的地步，可谓是可怜可叹。
说完前承之分封制，必然是为解析之后经过春秋"温吞"改革之后，战国大变革彻底把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成熟之时，必然出现的郡县制了。
其实，自平王东迁，春秋伊始之时，分封制已然在崩溃的边缘来回摇摆，但由于此时各诸侯国重于"礼"（脸面），所以，任就执行者"尊王"的表面立场。
郡县制示意图
所以此时，虽有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也有萌芽，但任就不显与世，还是地处"蛮夷"西垂之地的秦国（后有晋国、楚国也先后由此做法），被众诸侯国"鄙之"太过，于是准备奋发图强，此时郡县制的雏形"县鄙之县"出现。
此时的"县"就是征伐、兼并之下各国新得到的"鄙"之地（较为偏僻、荒芜之地，还带有边防功能），许是因为太过"鄙"，所以无人想要"封君"，或许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总之此新设的"县鄙之县"皆为国君亲掌，此为郡县制的第一个阶段。
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楚国出于各种缘由（中央集权的需要），也纷纷设县，此时的县开始由"县鄙之县"过度到"县邑之县"，成为国君想要中央集权，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最佳"方式，由此，"县邑"开始正式确立并广泛流传，此为郡县制的第二个阶段。
郡县制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由春秋时期的"尾巴"时，由晋国开始实行的"郡县之县"的萌芽，在其卿大夫领地内设县，而不使用卿大夫为"官"，改派"职业"官员为一县之长，只领食禄而不领国土，只限期任命而不世袭，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维持卿大夫的领土统治，但实则"金玉其外"，光有象征，而无意义，此县之权相当于收归国有。
此后，就是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了蓬勃的发展。
郡县，郡县，虽说郡为前，县为后，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县，设置在前，战国初期，县的设置，由秦国于公元前456年设频阳县开始，随后以此再设置陜县、栎县二县。
商鞅变法之时，"并诸小乡邑，集大县，县一令。"正式把秦国领土划分为三十一个县（另一说，《史记》有载为四十一个县），由此中央——县，国君直遣地方官员，这样的新型行政单位模式，成为当时乃至今天我国普遍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格局。
区别于"采邑"制，县实际上和"食邑"所拥有的权利相差无几（当然，县令需要负责的多了一个征兵徭役责任以及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办要求等），所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区别在于"封君"受封"食邑"，可在有生之年并未犯错时，长久治理（享受）封地的食衣租税，而县令受国君玺为一县之长，却需要每"期"计劵考核方能继续"留下来"，若政绩好会酌情征调，若政绩差，轻则远调偏僻之县，重则立刻收玺罢官。
延伸一下"县"的具体构成情况：
首先，"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主要职责为总揽全县大小事务决策大局，再设一名令史，有点像今时的副经理加秘书的混合体，日常掌文书、查案件等，但一旦县令有失（或出意外，或暂时空缺）则可暂时代理县令之位。
而一县中还设有县丞，主要负责县内经济权，如收税，收粮租等，司法权，如案件初审流程等；设县尉，主要管县内军务，如征调士兵（兵役），安排徭役等事物；设县司马，顾名思义专管马匹（当时马匹为重要生活、战争利器），特别是战时，需要征调良马优驹；设县司空，主管县内所有基础建设工程，有时还分管主要实施建设的刑徒。
以上为一般县主要设置的官员，但各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还有各自"特设"的职位，如魏国的县内，大多还设有一名御史，大概行使监督之职；韩国的县内则设有县司寇一职，主管一县内刑罚及兵器制造等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