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卿家谱》到当地的口碑材料中都可知，唐汪川唐姓在起初是汉族。有意思的是，唐姓中的回族是如何形成的，值得一探。据有关史料记载，至少从乾隆年间，这里的唐姓已经信仰了伊斯兰教：
至洪济桥、唐家川等处回民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胆敢扎筏偷渡贼匪，实为罪大恶极。[22]
如讯出各该处果有从逆回民，即行一带查办，至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于四月初旬自兰州窜回，被士兵剿*及淹毙者二百余名，现在该处所有新教余党谅已无多。[23]
查办理贼匪余党一事，其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陆续搜捕剿*已有五百余名，纵有余孽，已属无多。
战乱也可能是改宗的一个原因。塔石沟村的一位汉族长者说：
回回反的时候说随(改教，笔者注)是不*，不随是*哩，恁是跑的跑了，随的随了。没办法。刀架到脖子上你也没办法，就随了呗。我们这里还有念成阿訇的，尔林[24]还好地很。后来我们坟挖开时，就埋匝(坟墓，笔者注)像哩，没棺材。按照回回(回族)着送哈地。[25]
马鹤天也曾对唐姓回族的形成也做过论述：
因历代回乱，每被残*，人口渐少，未死者为免祸计多加入回教，自称回民。现在本镇之唐姓，固十之八九为回民，而在下川之同一唐族，则大半为汉民，论行辈尚依然未乱。[26]
这些史料反映了在乾隆时代唐家川唐姓人巳经信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改教就是改宗，也改变民族。信仰了伊斯兰教自然在文化属性上成为了另外一个民族，实际上仍是同一祖先。这样同姓但不同教，于是出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唐姓。
文化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对唐姓共同祖先的认同。这可以从田野调査的材料中得到反映，直到今天唐汪唐姓无论回族还是汉族都互相承认字辈，而且长幼有序，无论回汉，晚辈见了同姓长辈是极其尊敬的，没有因宗教的差别而有所差异。
现今，唐姓回族已经不参加任何祭拜祖庙的活动，不过，也有人间接地为祖庙捐钱捐物，以示对祖先的纪念。[27]但是在历史上并非如此，而是参加祭拜活动的。这可以从田野访谈中得到印证。胡浪村的TGX说：
我们小的时候，照壁山有我们的唐氏宗祠“老太太庙”。我们这边的人还到庙里去。我们不能拜，但是过去的时候要拉羊、蒸素盘。去的人是我们回回中的头面人物。(这个现象)在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都有。到后来大家觉得和宗教有冲突，所以慢慢地就不去了。解放以后就停止了。在下三庄和我们交界的地方，我们老回回置办了一块地，叫“香烟地”，在红塔寺附近，大约三四亩地，贡献给宗祠。我们小时候还在香烟地劳动过。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还叫“香烟地"。[28]
这段口碑材料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是1949年前唐姓“回回”是参加祖庙祭拜的，虽没有行祭拜之礼，但会携带供品；二是1949年后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停止这种祭拜活动。口述材料中所说的“和宗教有冲突”值得细究。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而言，禁止包括祖先崇拜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古兰经》对此有明确的规定。阪依伊斯兰教、遵从伊斯兰教生活方式的这部分唐姓人，由于宗教上的差异，在同一个姓氏之间以宗教信仰为界划分出两种人群，即保持原先传统的佛道信仰的唐姓人和改信伊斯兰信仰的唐姓人。唐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这部分人，在其民族身份上，更准确地说，在深层的民族心理认同界限上，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文化传统中还保留了相当多的汉文化因素。起初参加祭拜祖庙的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而改变这种传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心理上他们认同唐氏先祖。在清代有关回族文献中有很多诋毁穆斯林的言语，其中一条就是“逆回不敬天地，不敬祖先”。在汉文化的传统中，“慎终追远”始终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不祭祀祖先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皈依伊斯兰教的唐姓人是要为这一改变付出代价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改变似乎只是瞬间的事， 最后凝缩为一段模糊的记忆，但记忆展示了改变背后的阵痛、挣扎和两难。唐姓人的改宗同样也是如此。从一开始的全体共同祭拜，到派“回回中的头面人物”为代表去参加祭拜，再到置办“香烟地”，最后完全放弃祭拜祖祠，这个过程就是逐渐疏离的过程。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形式有所改变，但参加祭拜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到后来就慢慢停止了。这可能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识别工作所致。民族识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唐姓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一部分人回族身份认同的进程。
历史的真相已无从考寻，而所有的讲述或者记载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从某个角度或者某种立场观察问题的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口述材料至少为我们揭示了一定的问题：与回族形成的一般历史叙述相比，唐汪唐姓回族的形成表现出了自身的特殊历史和过程。民族身份的改变没有影响共同血脉先祖的承认。因此有时候祖先认同往往会超越文化认同，使其发挥着内在的价值。
结 论
我们主要以田野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观察很少有学者关注的因民族改教、改宗、改族而形成的、却又和睦相处的多民族的村庄，试图从社会史角度介绍文化变迁与守望的内在关系。历史可能为我们回答一些问题，也可能永远不能回答，但客观现实是明明白白存在着的。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只是我们自己的肤浅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能代表真实、准确、客观，更不能说是真理，但为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窗口：庙堂、清真寺、供奉、传说、族群。一个复杂多层结构的体系，深人其中似乎进人历史的谜团，无论多快的刀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用场。这里似乎可以彻底颠覆那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治学传统，因为这里没有材料。尽管如此，乡民也在说自己的历史，祭奠自己的祖先。因此这里没有王者的历史，只有平民的历史。关注乡野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这在文中已经体现出了。
注释
[1]数据由唐汪镇镇政府办公室提供，时间：2011年3月11日。
[2] 参见马兆熙、唐世明著《东乡唐汪川唐氏家族》,《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3]此碑志在后文做详细分析，此处从略。
[4]田野访谈资料,访谈A:TZC,76岁,汉族。时间:2009年2月8日。
[5]田野访谈资料,访谈人：TGX，69岁，回族。时间:2008年10月12日。
[6] 见马兆熙著《东乡唐汪人的民族心态探析——兼谈东乡唐汪地区的民族融合现象》一文。《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7]马鹤天：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一直密切关注祖国边疆，倡导国人重视边疆，并亲自走上考察的道路，还曾就职边疆。西北、内外蒙古、东北、康藏皆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考察途中，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陆续整理出版了多部考察行记和论著，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边疆社会珍贵的历史记载。参见赵夏《马鹤天先生对边疆考察和研究的贡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8]马鹤天:《赴藏日记》,《新亚细亚》第12卷第12期。
[9]抄件，有几字,不易辨识，以问号存疑。
[10]见马兆熙、唐世明《东乡唐汪川唐氏家族》引文，《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1]此次考古发现引起了省州县各级文保部门的注意。州县文保部门于次年1月对红塔寺石窟进行了调查，并在《民族日报》做了题为《甘肃省东乡唐汪镇首次发现大面积的石窟壁画》的报道。
[12]“口”表示缺字,或难以辨认。
[13]此段碑文收录在张思温主编的《积石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76—378页)碑记中有关募捐的明细记录被省略。
[14]《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碑文。“常住”，佛教用语,意谓恒常永住，,不会变异坏灭。亦特指寺院所有之财物，即不动庄园，是暗示僧众每年迁徙时仍留在原地不动的财产，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9页。)另，清代伊斯兰教学者马注在其《清真指南》(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2页)一书中也使用了“常住”这一概念：“前人买置常住，或因绝嗣无依,无可寄托，欲求永久功德;或因有余之财，心存善念，希施济之回赏;或见善事当行，减食减穿，辛苦所积，欲净己身之恶孽，或慕想天堂，欲避火狱，计家产之宽容，以一半存度终身，以一半存想后世。常住之积，其用有三：一为清廉主持做岁月养廉，二为遵守学者作经堂之使费，三为远来孤客及在地穷人周贫乏艰难。”
[15]《钦定兰州纪略》卷十,第158页：“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又供唐家川为贼扎筏渡河之回子约有七八十,马常福为首;又有唐德成、唐苏麻亨、唐复有、张老师父、张国相也帮同扎役等语。”杨怀中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钦定兰州纪略》卷十，第170页：“其唐家川为贼扎筏过渡随去回子，除马复才指出各犯外，张国清供出之张国桃等十四人，唐正宗供出之唐宗弟等二十三人，臣一并存记，俟搜捕贼党时按名查办。”
[17]黄陶庵编纂：《续修导河县志》卷四《职官门﹒贤达条》民国本。
[18]《续修导河县志》卷五《人物门﹒忠节条》。
[19]相对于东乡广大的山区来说,唐汪因处于洮河冲积带,地势平缓,也作“唐汪川”,故有“上川”和“下川”之说。
[20] 在胡浪村和照壁山村之间还有以杨姓、赵姓为主的杨赵村和以部分唐姓为主的河沿村。河沿村的唐姓也分为东乡族和回族,无汉族。
[21]汉卿家谱》，见马兆熙、唐世明《东乡唐汪川唐氏家族》引文。
[22]《钦定兰州纪略》卷七,第124页。
[23]《钦定兰州纪略》卷一三，第201-202页。
[24] 尔林：Alim,阿拉伯语音译，此处指“学识、学养”之意。
[25]田野访谈资料，访谈人：TGL，79岁，汉族。地点:塔石沟村。时间:2010年8月24曰。
[26]见《赴藏日记》一文。
[27] 参见马自祥、马兆熙编著《东乡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28]田野访谈资料，访谈人，TGX，69岁，回族。地点:胡浪村。时间:2008年10月12日。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伊斯兰教民间小经文献研究(批号:12XZJ012)的资助。首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2014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 者 简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