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是儒家中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独处时也要像人前一样要求自己。如果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谈何真诚？且“诚于中，形于外”，外在的气场会反应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藏藏掖掖是没什么用的。故而要想做到真诚，必须得慎独。
所谓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指君子修养德行，见恶就如同闻到臭味一样，马上心生厌恶而弃绝；见善就如同见到美色一样，马上心生欢喜而向往。
不可能闻道臭味还考虑一下臭不臭？见到美色还考虑一下美不美？那是本能反应。君子立诚也应如此干净利落，所谓“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
那么，真诚能达到什么境界呢？《中庸》上讲：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如果达到至诚，对于很多事情甚至可以提前预测到，这也是本性使然。王阳明三十岁左右在阳明洞中修炼导引术，就曾准确预言到有朋友要来看望他。别人以为他得道了，他却说：“此簸弄精神也，非道也！”
佛家虽讲神通，但也不提倡神通，因为那是自性本来就具备的，跟了脱生死无关。至诚之人，不过充分发挥了良知良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倘若太执着于此，反而又不真诚了。
中庸何谓中庸？中即是中和，而庸自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用的意思，也就是中和之用；一种是常的意思，也就是中和之道。无论怎么说，都是讲怎么做到中和的道理。
《中庸》上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那种混混沌沌的状态叫“中”，喜怒哀乐发泄得恰到好处就叫“和”。中是天下的大本大根，可以理解为如如不动的自性；而和则是人所应遵循之不偏不倚的常道。
后面那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很不好理解，自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大家都能达到中和的状态，则天地各就各位，和谐运行，万物生生不息；有说自己达到中和的状态，则天地就会推崇你，万物就会供养你。两种解释都有那么点意思，总之中庸是一种修为的最佳状态。
那么中庸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从表面上看就是，能够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说恰到好处的话，做恰到好处的事。
实际上你若能总顺着良知行事，本身就是符合中庸的。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一种中庸的状态，但那是经过常年累月的修炼才达到的。
所以做到中庸不仅仅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那么简单，若无深厚的修养和智慧，只会顾此失彼，有时候甚至会把丧失斗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当作中庸，也就成了今人批判中庸思想的“口实”。
其实他们批判的不是中庸，而是没出息，无须因此发生口角之争。正如《中庸》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思很明白，诸位各自体会。
孔子对中庸之道的评价可谓是高到极点了，所谓：“中庸其至矣乎！”更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的重要性和难以企及性可见一斑，简直就只有圣人能做到了。
所以孔子只好退一步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如果找不到中庸的人相处，也可以和狂者、狷者交往。因为狂者有志向，可以督促我们前进；而狷者比较清高，可以防止我们作恶。
从现实角度而言，由于世间的事情本来没有绝对，而世间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情绪，故而很容易走极端。但凡发生争执，无非都是各执一端，争个你死我活，除了伤和气，根本起不到多大作用。所以我的座右铭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中庸之道，贵在中和，凡事过犹不及。饭吃七分饱、话不可说死，事不可做绝，得饶人处且饶人。最好不要在情绪不稳定时做任何决定，那时候的决定几乎没有符合中庸的。
最关键的是，要培养一颗淡定从容的内心，面对世态的变化无常皆可一笑而过，可谓无时不“中庸”也。
中庸也可以视作一种圆融的处事方式，后世但凡腐儒皆因偏离了中庸之道。要知道，儒家的所有道德理念都只是原则，也得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变动，不能什么时候都死守一个理。
正如《易经》所言：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孔子被孟子视作“圣之时者”正是此理。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又言：“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另有子绝四之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所以儒家思想是活活泼泼的，并非“一根筋”的固执。但这与孔子所批判的“乡愿”不同，乡愿是没有原则的见风使舵，跟谁都随声附和，虽一乡人都说他好，也必是“德之贼”。
正如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说道：“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儒家的通权达变，必须有坚定的道德立场，如果一味地“见机行事”，往往会发展为毫无骨气的“明哲保身”。倘若必须为了捍卫道义而死，亦可*身成仁，舍身取义。正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