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伴随着制糖业的火爆，以佛山铁锅为代表的“广锅”，也成了古代中国手工业，一项媲美瓷器丝绸的“国际知名品牌”。佛山铁锅采用当时世界独有的“烘模技术”，不但生产率奇高，且耐高温耐烧，堪称当时大明“性价比最高”的锅。如此“好锅”，不止方便老百姓熬糖烧菜做饭，甚至还肩负起特殊使命——维护北方草原和平。
怎么维护？明朝隆庆年间时，大明朝通过“隆庆和议”，册封了鞑靼部落并实现“互市”，长城沿线终于实现了和平。而在“互市”里，铁锅更是鞑靼各部落最“刚需”的产品，贸易十分火热。但这火热贸易里也暗藏风险——万一有哪个部落不怀好意，把买来的铁锅扔炉子里炼化了再铸成刀剑，脸一翻呼啦啦*过来。好不容易实现的和平，分分钟白忙活。隆庆年间之前的明朝，没少吃这种亏。
但有了“广锅”，这事儿就好办了。大明阁老张居正在《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里特意交代，“互市”上的铁锅贸易，只能卖给鞑靼部落“广锅”。因为这锅最大的好处，就是耐烧，哪怕像《西游记》里一样“烧个七七四十九天”，拿出来一瞧，它依然还是一口锅。除非对方真的破罐破摔，扛着锅骑马上战场。否则再有野心，也只能乖乖做大明“顺义王”治下的守法子民。
以这个意义说，“隆庆和议”后长城沿线“六十余年边氓生息，遂长不识金草矣”的繁荣景象，各族百姓民生经济的发展，真有这“广锅”的功劳。
而放在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上，“广锅”更是公认的“宝货”。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国铁锅本就是“国际市场”的稀罕货，比如在当时的欧洲，铁锅就是名贵奢侈品，甚至是被贵族君王们用来“传代”的宝贝。“隆庆开关”后，“广锅”的身价当然也暴涨，大明境内卖七分银子一口的普通“广锅”，倒腾到日本，价格就涨到一两白银。卖到南洋甚至更远的地方？那都不知什么价。
如此“商机”，也令东西方商人纷至沓来，年年来中国砸钱“买锅”。高品质的“广锅”，从此“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时，造访广东的外国船舶。百分之八十都为“买锅”。有的外国大船来时满载白银，离境时，满船竟装了一两万斤铁锅。当地的铁锅产业，利润赚的盆满钵满。
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东南沿海强大的制糖工业，一直推动着铁锅的技术进步。
三、白花花的糖，赚足了西方世界白花花的银钱
当然，比起相关产业的意外惊喜来说，制糖业本身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更是深远。特别是明代时，中国的制糖产业，又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黄泥水淋糖法。
黄泥水淋糖法，以《天工开物》的记载，就是把甘蔗榨汁后火熬，先制成黑砂糖，然后把黑砂糖放入瓦制漏斗里结块，再把黄泥水浇入漏斗产生反应，就能得到雪白的白糖。这么个简单技术，意义却无比震撼：中国古代糖果中最为昂贵，一度只是达官贵人专享的白糖，从此可以大规模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
比如在当时制糖业发达的广东，明清年间时老百姓“无论贫富”，婚嫁等大事上都要用糖果做“宴客答礼”。市面上的糖食多达数十种，不但民间食糖成风，每年更远销全国各地。吃糖，已经是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需求。这事儿放在现在看，似乎不算啥，但放当时“全球范围”，却是意义重大——欧洲直到16世纪才吃上蔗糖，白糖更是其中珍品，英国的贵族只有在生病时，才有机会享用一点。
这么一来，在当时中国可以用“亲民价”买到的糖，贩卖到欧洲就是天价。“隆庆开关”后，单是近邻日本，每年就要从中国进口数万担糖。17世纪初时，“海上马车夫”荷兰通过大规模向欧洲倒卖中国糖，年年赚取暴利。后来英国也参与进来，明末时每年就要从中国购买上万担糖，到了清代时“即远如不列颠三岛，亦有华糖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