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米纳的老钢琴，他说他小时候也“跟风”学过，但最终没有坚持下去。
鼓浪屿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岛上几代居民都就读过的日光幼儿园，其前身怀德幼稚园是中国最早的幼儿园，由英国牧师创办于1898年。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国传教士山雅各在鼓浪屿创办了英华书院（今厦门二中前身），课外活动以足球为最盛，还成立了英华足球队。至今厦门二中的足球队仍是全国中学生足球赛中的强队，学校有自己培养的足球师资和训练传统。
位于鼓浪屿的厦门二中，前身是英华书院。
鼓浪屿“申遗”的重点，是其独一无二的“国际社区”属性——这个面积仅1.87平方公里的小岛，吸引了两万多名各国外侨、华侨和中国居民，这里的建筑、教育、历史传统融合了侨乡文化、西方文化与闽南本土文化，他们共同创造了鼓浪屿的黄金时代。
可是，一个令人赞叹和骄傲的居住社区，为什么正在面临居民的流失？
超老龄化社会
在岛上走了几天，便大致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原住民——号称“本地小吃”的店主不一定是，而拖着便携式拉杆购物袋去买菜的老人，和步履匆匆穿着校服的小孩，十有八九就是。
鼓浪屿没有机动车，居民出行只能步行，脚力都很好。我曾见到80岁的阿婆从笔架山上下来买菜，脚下生风，不一会就把东张西望的游客甩在后面。阿婆出生于1937年，曾是岛上玻璃厂的职工，她告诉我：“岛上老人的岁数都很多（大），70岁算是年轻人。这里适合养老，没有车，也没有污染，住的都是老人。年轻人都不在，像我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去厦门（岛）生活了。”
鼓浪屿的人口老龄化十分明显。根据厦门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19.79%，居厦门市各镇（街）首位，而全市平均为6.93%。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在以每年3.16%的速度递减，而外来人口的比重则比十年前上升了11%，原住民人口在不断地流失。现在鼓浪屿的常住人口仍有1.7万，有相当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户籍登记在册的原住民中，常住的大约只有一半。
“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岛上。但谢立达是个例外。”吴米纳对我说。
谢立达出生于1983年，22岁那年他决定修缮外曾祖父留下的祖宅“褚家园”，耗资百万将其改造成一家高端咖啡馆精心经营，在当地颇有名气。他很健谈，但对于接二连三找来的采访邀约显得有些无奈：近些年媒体到鼓浪屿采访，往往会联系他，因为他这个年纪的原住民，在岛上确实属于“珍稀动物”。
“我的同龄朋友，应该有90%都离开鼓浪屿了；高中同学四个班，留在岛上的不到10人。”谢立达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岛上没有工作机会。我留在这里是因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但如果在岛外上班，每天乘船、步行，交通拥挤，非常不方便。”他告诉我，不久前他的一个哥们儿才卖了岛上的房子，举家搬去了厦门市区。
岛上的老人为游客指路。
由于历史原因，岛上老建筑的产权往往较为复杂，像谢立达那样能将历史建筑以个体户的名义修缮经营的也只是一部分。有些老房子被售卖给企业或个人经营，有些则因为屋主搬离、维修成本高、产权不清等原因常年空置，很快衰朽，甚至坍塌。
某地产广告：“代办华侨房屋公房退管、追讨、继承、买卖”。由于历史、家族等原因，华侨房屋的产权往往较为复杂，催生了这样独特的服务。
阿康的房子就是这样。阿康本名郑勋康，住在吴米纳家的“钻石楼”隔壁，两家是世交。同是华侨世家子弟，阿康的命运在时代的变迁中转了个弯，家道中落，晚年成了孤寡老人。他守着一个偌大的别墅庄园独自生活，直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政府将其送往岛外养老院，靠低保和在香港的家人维系支持。
别墅没有人住，很快便荒草丛生，大榕树几乎将屋顶掀翻。尽管曾经富丽堂皇，但够不上历史风貌建筑，这栋楼并没有在岛上“万国建筑博览”的格局中争取到彻底修缮的机会。有关单位曾出面维修一堵危墙，并搭好脚手架防止砖瓦掉落、伤及路人，但也只能做到这里。
几天前的一场大雨过后，吴米纳听到隔壁有砖瓦掉落的声音，直觉促使他举起手机，十几秒后便拍到了房子部分坍塌的画面。许多老房子，和它们老去的主人，就这样和鼓浪屿挥手告别。
万恶的游客？
知乎上有个问题：“作为鼓浪屿的原住民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是像在动物园里么？还是天生自带小清新功能？”这大概是一个游客的困惑。在目前的42个回复中，大多数人回顾了安宁幽静、没有游客打扰的童年时光，那是鼓浪屿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但字里行间无不表露出一种物是人非的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