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唯一的菜市场，清晨属于居民，夜晚属于游客，画风截然不同。掮客会将游客带到海鲜摊前，并声称可以极低的费用代为加工海鲜，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游客暴增，挤占的不仅仅是普通居民的生活空间，一些商人也叫苦连天。迅速商业化带来的弊端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一些同质化的低端业态霸占市场，游客的素质也有很大变化。
一位家庭旅馆从业者告诉我：“早些年的客人跟现在差别很大。过去的游客很多是文艺青年，因为了解、喜欢鼓浪屿才来，都是自己拿着地图、查着导航找到住处的，乐于发现和发掘没人去的地方。现在几乎来的客人都希望你去轮渡接送，有些客人恨不得你能背着他走。他们是来消费的，常常在抱怨：岛上为什么没车，路难走，太累，太晒……而早年那类游客反而因为觉得鼓浪屿商业化而不再来了。”
谢立达也觉得2010年以后的生意反而更难做了：“现在跟旅行团来一日游的客人喜欢大排档、烧烤，而早年那些周末飞过来喝杯咖啡、享受假期的金领、艺术家客人再也不来了。”他认为，目前的商业业态，远远不会让鼓浪屿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
几条商业街上清一色的“开蚌取珠”，与其他一些旅游景点并无二致。
“人口减法”
旅游业快速发展给这座小岛带来的压力，一次次让她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原住民的撤离早在旅游业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更多复杂的历史原因。
喵鱼酱和她的家人是在1996年前后搬走的。“父母都在岛外工作，每天乘着轮渡上班，下班再回家，交通不方便。岛上房子拆迁后，我们就搬去了厦门。”这个时期正是鼓浪屿原住民外迁的一次高峰。
鼓浪屿岛上曾有几十家单位，包括国营工厂，如玻璃厂、造船厂、灯泡厂、高频设备厂等等，以及科研机构，如水产研究所、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等，岛上光工人就有五六千名。厦门大学宿舍也曾经设在鼓浪屿，厦大老师在岛上居住。
上世纪90年代，厦门市的整体规划提出，鼓浪屿要做减法——疏解岛内人口与工业。大批工厂就此往岛外搬迁，而工人随着生活重心的外移，也逐渐向岛外迁移。“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讲，工厂搬走是对的；但是成为纯粹旅游消费的岛，就使它缺少有生力量的补充。”学者林聪明这样评论道。
一位居民告诉我：过去夜不闭户，现在“谢绝参观”。
林聪明在微信上的名字叫“三丘田农民”。这位原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三丘田码头旁一座2004年拆掉的房子就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他的父亲曾是鼓浪屿的一名船工，船工以摇橹渡人为生，青少年时代他也曾替父亲摇着小舢板往返鼓浪屿和厦门岛，运载乘客。
林聪明在教育系统、宣传部门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扛起相机、翻阅史料，开始做鼓浪屿建筑和历史文化的摄影、调查、整理和研究。他曾经为了拍摄照片，在一个山上被狼狗在腿上咬出了两个洞。即便如此，他还是乐此不疲地继续着他所热爱的“事业”，并将他的研究成果通过公益讲座与大家分享和传播。
我在鼓浪屿的一个公益讲座上见到林聪明，向他请教关于老鼓浪屿人与鼓浪屿文化传承的看法。他认为，老鼓浪屿人是鼓浪屿历史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承者，老鼓浪屿人的大量离开，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利于鼓浪屿文化的传承，包括活态的音乐文化。鼓浪屿的人文传承一旦断裂，没有了人文内涵的历史风貌建筑无异于“建筑的棺材”。
他告诉我，鼓浪屿人口减少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可再追溯至改革开放以后落实侨房政策，将华侨的房产归还其后人，原先因政策安排入住的住户就必须搬离——事实上，吴米纳和谢立达的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重新回到祖宅，但也有一部分人口因此而迁出。
此外，鼓浪屿不允许新建住宅，改善居住条件，只能到岛外购买住房。2006年，厦门市政府要为市民建廉租房，当地一份报纸提供的一份数据是：鼓浪屿岛上多达700户居民提出了申请；作为参照，2010年全岛一共只有5000余户人家。
曾有报道评论称，上世纪末鼓浪屿人口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加速度，在到达一个点之后，不可遏止地发生了逆转，停不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