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布鲁尼将人文主义的道德观融入政治观的范畴内，他比彼特拉克更具世俗化的眼光，其政治著作兼备西塞罗式的形式风格和亚里士多德自然政治观的内涵。
彼特拉克的著作虽力图追求古典风格，但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带有沉重的中世纪宗教情感，囿于奥古斯丁思想的框架。
布鲁尼则效仿西塞罗的著述风格，尤其在其《对话》中，布鲁尼做到了借人物之口就世俗话题自由发表意见，而非彼特拉克那样亦步亦趋地跟随于中世纪教父哲学家的身后。
布鲁尼在萨卢塔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新西塞罗主义，他不仅颠覆了西塞罗原本隐逸出世的哲学家形象，更将其定位为一位对罗马共和国忠心耿耿的爱国市民，在写作的风格形式上竭力效仿西塞罗的修辞法与雄辩术。
学界普遍认为，是“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开启了复兴古典主义的大门，但笔者想说，布鲁尼的市民人文主义着眼于具体的政治社会建设，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思维突破。
虽然布鲁尼并未依循这个缺口走得更远，但他对公民责任感的强调影响了其后的一批人。
布鲁尼对自由参政、平等自治、积极生活等政治实践路径的主张与彼特拉克的隐逸遁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布鲁尼的国家政治理论中找不到上帝的影子，在他的政治著作中，政治自由取代了救赎和教谕。
布鲁尼的目光更加贴近当下，他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地实现公民价值和发挥政府统治效力的问题，单就这点而言，我们似乎在布鲁尼身上见到了一个世纪之后的马基雅维利。
布鲁尼的市民人文主义思想对于整个15世纪佛罗伦萨公民道德价值形塑的作用，不亚于洛克的自由主义之于美国宪政的作用，或者说堪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观念之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布鲁尼不仅赞扬共和政体的优越，更试图通过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府结构和行政机制的分析来证明共和国优越的原因所在。
在《斯特罗齐葬礼演说》中，布鲁尼公然抨击那些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布鲁尼认为，“君主是不会希望看到别人比他好的，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的美德对他们总是充满了威胁，少数人的统治也同样如此”，因此，“唯一剩下的合法统治形式只有平民政体”。
布鲁尼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在平民政体下，有着真正的自由，每个公民都受到平等法律的保护，追求美德蔚然成风而不致引起任何怀疑。”布莱克曾指出，这种对共和政体的公然追捧，或者明确将市民共和奉为唯一合法统治形式的政治主张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