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书不属于四书,四书都包含哪些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4-02-21 16:24:55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这部经典中的篇目,从未独立出来。从中抽出而成为新经典,必须重新做一番改定的工作。

朱子对《大学》的重建体现为《大学章句》。他对《大学》一书进行了理学化的解释,认为其中第五章“格物章”的《传》在流传过程中遗失,故作《格物补传》一百二十八字。朱子改定的这部《大学》,史称“《大学》新本”。

朱子还认定,在为学次第上,《大学》具有“初学入德之门”的首出地位,意即读书须从《大学》入手。至此,《大学》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位居“四书”之首

至于《中庸》,其哲学化的进程始于宋代范仲淹、二程、司马光等人。《中庸》这部书在历史上之所以颇受重视,与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有关。

《中庸》开首三句话,素称难解而且重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在看似简短的三句话当中,蕴含有关“天”“命”“性”“道”“教”等儒学的重要概念。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这套概念,成为后代儒者不断进行诠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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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受重视始于韩愈,然而在9世纪晚于韩愈的“十二经”中仍未见《孟子》踪影。入宋以后,经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特别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至宋徽宗宜和年间(1119—1125),《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列入“十三经”,至南宋淳熙年间,又被朱子列入“四书”。

“四书学”的建构,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为标志。从《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的书名来看,朱子沿用了经学传统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实上与传统经学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朱子注重文字训诂,但他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力,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竭力避免烦琐的印证工作。

第二,朱子的四书诠释非常突出思想性、义理性,有时为了解释一个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类),使用大量文字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

第三,朱子的“四书学”自成一套严密的义理系统,建构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四书学”的形成在儒学经典史上影响深远,构成了一套儒家新经典,伴随后世科举制等文教政策的落实和推广,逐渐取代了“五经”的地位,赢得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经典系统的殊荣。

在1200年至1900年的七百年间,“四书五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必读书籍,对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知识、思想与文化的延续与建设奠定了方向,对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02 “四书”取代“五经”

是对汉唐思想的大突破

儒家经典构成儒学思想的基本系统,并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从历史上看,在先秦“子学”时代,儒家经典的“六经”系统就已初步定型。然而,将经典知识转化为一种专门的学术形态即形成所谓的“经学”,则是进入汉代以后,以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倡议被纳为国策为标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五经博士”设立作为制度保障,被认为是“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自此,汉代经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具有制度化儒学的主要特质,可以赋予社会制度及秩序以思想经典的依据和保障。它包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对于形塑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形态具有重要作用,总体特征表现为“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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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画像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汉代经学研究注重运用文字训诂的方法,并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注解,力求曲尽其详,讲求家法传承。唐代经学则进一步对汉代经学的注解进行疏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逐渐统一各家经学注疏形成“十二经”。这一方面意味着经学形成了统一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

在宋儒眼里,虽然至唐宋之际,经学注疏已经构建了一套庞大的系统,却存在着刊落儒学“性命之源”的问题。他们过度关注文字训诂,可是忽略了儒学的思想精神和哲学义理。

在宋代新儒家看来,这可是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大问题。也就是说,新儒家想要实现“思想突破”,必须摆脱汉唐经学注疏的旧格套,重新挖掘出儒家经典中湮没不彰的性命之学。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新儒家是从反拨汉唐经学的注疏传统上找到了思想突破口;但另一方面,义理之学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于儒家经典,经学仍然是义理之学存续的文本基础。

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在摆脱汉唐经学“旧之注说”的同时,重建经学传统和经典系统?这才是摆在宋代新儒家面前的思想课题。

如何把握经学与理学间的关系?此处可以以程颐的观点为代表解释:就读书过程看,义理与经典同样重要,读经以明义理与先明义理而后读经这两种方法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含摄或转化的。就原则而言,则应以“义理”为终极目标,切不可拘泥于文字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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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画像

程颐的义理《易》正是以理学解经的典范之作,也可称作经学理学化的典型。朱子承程颐之法作《四书章句集注》,从其体例看,兼顾训诂而突出义理——特别二程道学一系列的道学思想,并融入朱子自己的哲学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子的四书学系统体现了化理学于经学中、力求义理与经典相统一的特征。《四书章句集注》足以被视为经学理学化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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